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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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对文本本身转移到对文本之外的研究，为译学提供了新思路，但学界对文化转向的看法争议较大。笔者以文化转向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并总结目前学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不同

　　摘 要：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对文本本身转移到对文本之外的研究，为译学提供了新思路，但学界对文化转向的看法争议较大。笔者以文化转向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并总结目前学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不同态度，希望能加深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正确理解。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史

　　一、引言

　　整体上看，中国翻译学的研究起步晚，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不多，翻译实践也多集中在“外译中”而不是“中译外”，翻译领域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我国译学受早期西方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对我国的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正确认识这一概念并加深对文化转向的理解十分重要。

　　二、文化转向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20世纪西方翻译领域发展势头大，其中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尤为显著，这得益于索绪尔提出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为翻译领域提供了思考方向。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曾把西方翻译理论总结为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理论这四大流派，其中的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使用到了语言学理论，可见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十分深刻。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语言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西方翻译研究正式进入理论层面(谢振天，2003：110)。翻译的语言学派突出了语言工具的理性及规律性，使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科学化，但语言学理论并不是普适的“宝典”，并不适用于所有文本，因为语言学派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外部世界，过分强调文字转换的精准对等，就把翻译过程过分简单化、程序化、理想化，研究价值有限。

　　冷战以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现象走进大众的视野。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政治、权力、帝国主义等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行为反映出两种文化的关系，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强调的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的融合，也包括了语言所反映出的两种文化间的强弱关系，翻译研究应注意到译入语文化是否会对译出语文化造成“殖民”。例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就指出英语作为译入语时，大多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而英语作为译出语时，大多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就体现出了文化的不平等，此时就应该进行适当的文化干预，改变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加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等状态，这就是文化转向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得科技发展进程加快，人类来往交流日渐便利，这也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活动。首先，全球化现象使得需要翻译的文本数量激增，其次，翻译的文本类型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宗教文本、文学作品以及严谨的科学类文献，得益于科技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翻译文本扩展到贸易文件、产品宣传册、新闻、广告、影视作品以及各种类型的互联网作品。因此新的时代背景对于译者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相比于翻译宗教或科学类文本的绝对忠实，新兴文本的翻译就显得相对灵活，究其原因，是翻译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文化转向之前的翻译文本大多偏向学术类，要求译者必须完准确完整传达原文信息，这是学术的严谨使然。而新时代激增文本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看到文本的外部世界，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翻译研究拓展出新道路，学者从各个领域及文化理论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仅囿于单纯的语言文本转换研究的确是不合实际的，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方面，对语言的研究便一定要考虑到文化因素，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活动。

　　三、文化转向的意义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文化作为翻译的目的，注重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基于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并非狭义上词汇、句子、篇章的语言转换，而是两种文化的交流，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译出语与译入语在其各自文化背景下达到相同的效果。巴斯内特提出翻译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甚至复杂的文本操纵过程，应重视翻译的过程。翻译可以被理解成利用和操纵，以实现特定的目的。翻译不再被单纯看作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译者受到文本内外的各种制约，这些制约和操纵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方向。这一新思潮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翻译研究越来越多的考虑到意识形态、政治因素、权利、种族、女性主义等领域。

　　四、学界对文化转向的态度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态度分歧较大，主要可以分为支持派、反对派。

　　支持派认为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发现文化对翻译的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翻译对社会及文化产生的反作用。郭勇和傅勇林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理应受到内外两种语域的影响，指出“翻译活动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同时又进入这种文化”，因此文化轉向主张翻译研究从文本走向文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石春让认为如今的时代不同以往，翻译学界传统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面对的问题，翻译研究应有所突破，因此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必然，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翻译学科的进步。谢天振也指出运用新的文化理论阐述翻译，探讨翻译活动与译入语社会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很重要的发展趋势，同时谢天振也指出这并不意味这文化转向“一家独大”全盘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观，只是吸入了新的理论思潮，协调发展。

　　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存在质疑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吕俊、曾文雄、赵彦春等，大多数质疑集中在文化转向会动摇翻译本体的地位，挑战传统翻译成果。吕俊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译学研究引入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研究中去，从而使翻译研究的本体受到拆解”，认为文化学派是对语言学派的“彻底否定”(吕俊，2004：152)。曾文雄认为文化转向“自始至终对传统翻译研究持否定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是全盘否定。赵彦春认为虽然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文化学派否定了传统翻译观及翻译方法，夸大了文化的制约因素，弊大于利。

　　推荐阅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74年，本刊是哲学社会学术理论刊物，2004年度全国核心期刊。宣传、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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