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本体与抒情传统的统一:胡适对“缘情论”的回归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2-04-12 10:4612

摘要：摘 要：本文着重讨论胡适的新诗主张，将其诗学理论纳入语文本体论的视阈进行观照，尝试证明胡适对于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设想，本质上是从语文形式的层面上进行规划的。而关注语文形式，强调语文本体性地位的目的，在于承延和维护中国文学脉络中一以贯之的抒情传

　　摘 要：本文着重讨论胡适的新诗主张，将其诗学理论纳入“语文本体论”的视阈进行观照，尝试证明胡适对于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设想，本质上是从“语文形式”的层面上进行规划的。而关注语文形式，强调语文本体性地位的目的，在于承延和维护中国文学脉络中一以贯之的抒情传统，保存文学自身固有的抒情属性。在内容决定论甚嚣尘上，革命启蒙、现代文明等宏大话语充斥文学内外的历史语境里，胡适将“语文形式”定位为文学的本体，借“诗缘情”来反抗宰制文学的时代共名，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尚待解读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语文本体论;抒情传统;诗缘情;语文形式

　　一、从“诗界革命”到“诗国革命”：对读梁启超与胡适的诗歌改良主张

　　“诗国革命”的口号由胡适在1915年《依韵和叔永戏赠诗》①中提出，“诗界革命”则在梁启超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首见于世②。前后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中国诗歌的改良，一方面说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没有取得为后人认同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晚清/五四”两种文化语境下诗学观念可能存在的继承与反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坦言：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③

　　今天看来，胡适的诗歌改良和新诗创作仍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影响比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更为深远。在梁启超开辟的“新世界”里，胡适显然比前人做了更多的思索和探寻。对梁启超的学术主张加以研讨，可以得知胡适的诗学起点究竟厝放何处。

　　首先从梁启超的改良观点说起。他认为中国诗歌发展到晚清已经积弊太甚，近于陈腐，需要以新的气息涤荡革新：

　　以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④

　　梁启超为“诗界革命”划定了三个指标：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风格。关于新意境，梁启超引用黄遵宪的组诗《今别离》为例，表明他所谓之“新意境”指“欧洲意境”(“借纯以欧洲意境行之”)，指迥异于中国传统乡土牧歌的，经西方工业文明催生出的异域风情。至于“新语句”的解释，则可以参看梁对谭嗣同诗歌的评语：

　　善选新语句……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①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表自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②

　　梁启超的“新语句”其实等同于“新名词”，即借用西方、西学的新术语来填充传统诗歌渐趋贫乏的词汇表(“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③)。值得关注的是梁对“新意境”和“新语句”的态度：从他对谭嗣同“新体诗”的委婉批评中，可见他并不满意于诗歌改良后的创作成果。梁启超晚年反思自己在世纪之交倡导的诗界革命，不无沉重地检讨道：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④

　　梁启超显然是否定了先前片面追求“新意境”“新语句”的改良主张，当初提出的新诗三大指标，最后反倒只剩下“古人风格”。诡谲的是，梁一面总结出“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论断，认为诗界改革的重心应在于思想、感情、诗意等精神内容，而非名词术语等文本形式，一面却又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改良法，强调“形式”对“精神”的承载甚至统摄作用。其中的二律背反，或可解读为梁启超诗学思想在现实困顿下的渐转成熟。他认识到，诗歌改良的核心应在于重建诗歌的抒情，恢复抒情传统中日益受到压抑和僵滞的美感。片面提倡新意境、新语句，无异于构造殊途同归的“文胜质”，与诗界革命的初衷其实南辕北辙。但他所否定的，只是改良运动中诸种以文害言的文胜质趋向，而绝非文学的“文/形式”本身。相反，他认为唯有重视形式的作用，让形式能够配合、服务并最终融合于诗歌的抒情，诗界革命之目的才得以最终达成。他在1920年提出：

　　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若不从这两点着眼，便是把技术的作用，全然抹杀，虽有好意境，也不能发挥出价值来……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功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⑤

　　到这里，梁启超的诗歌主张已经从当年的“两新一古”，变成“实质(意境、资料)”和“技术(修辞、音节)”两个主要基点。这样的转变与其说是改进，毋宁说是对传统诗歌美学、美感的回归。梁启超对“技术”的重视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明确认同了“技术”与诗歌审美的必然联系——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诗歌的抒情，诗歌的美感，不可能单纯依靠“意境资料”的“实质”之情之美完成，若想让诗歌保持诗之本有的抒情属性与审美功能，形式的重要性恐怕并不亚于“实质”。晚年的梁启超非常推崇杜甫的诗歌，认为杜工部的诗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产生调和之美。他在《情圣杜甫》的最后写道：

　　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梁启超：《情圣杜甫》)⑥

　　从鼓吹“两新一古”到提出“为爱美而爱美”，直言之，梁启超承认“诗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在看到西方名词、欧洲意境不可能挽救诗界的衰颓气象后，梁最终把目光转移到——或说重归到——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并且把文体形式看成重要的改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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