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视野中敦煌与波斯关系研究现状与展望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12-22 14:0512

摘要：内容摘要：学界研究揭示的敦煌与波斯关系表现在艺术、器物、人物、服饰、医药、饮食、宗教、天文等诸多方面，既有萨珊波斯至后萨珊波斯长时段迁移传播的线性脉络，也有极为复杂的广泛横向联系。萨珊波斯构建的人神秩序图像化表现形式依稀见于敦煌多元文化形态中，包括

　　内容摘要：学界研究揭示的敦煌与波斯关系表现在艺术、器物、人物、服饰、医药、饮食、宗教、天文等诸多方面，既有萨珊波斯至后萨珊波斯长时段迁移传播的线性脉络，也有极为复杂的广泛横向联系。萨珊波斯构建的人神秩序图像化表现形式依稀见于敦煌多元文化形态中，包括后萨珊波斯与粟特等。

　　关键词：萨珊波斯;后萨珊波斯;敦煌

　　波斯與中国交往历史及其影响一直是中外关系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关波斯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勾勒出波斯与中国互动的大致轮廓，长安、洛阳、敦煌、扬州、广州等地波斯人活动遗迹受到广泛关注，敦煌与波斯关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综述性讨论如祁晓庆、杨富学从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视角的分析[1][2]，专题性讨论如李国、沙武田关于敦煌与中亚西亚关系和粟特美术的总结[3]。结合其他相关研究{1}，笔者发现，有关敦煌与波斯关系的讨论多涉及“影响”，对其传播变异轨迹较少深究，还存在波斯与粟特相互重叠或泛化一统论现象，故笔者再次梳理敦煌与波斯关系研究现状，并借鉴奥莱格·格拉巴尔(Oleg Grabar)等学者观点，从萨珊波斯、后萨珊波斯(post-)或次(亚，sub-)萨珊波斯[4][5]等不同分期或分层视角来观察波斯文化的传播轨迹及其在敦煌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同在外来文化之间(如粟特)的关系，揭示其作为广义外来文化之共性与独特个性在敦煌学和中外关系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

　　一 敦煌与波斯研究现状

　　敦煌与波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联系密切，历史文献中很多与波斯搭配的词汇也出现在敦煌，如波斯胡、波斯僧、波斯教、波斯寺、波斯装等，并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综合性研究

　　姜伯勤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波斯”“波斯军”记载，提出“敦煌与波斯”课题[6]，继而从敦煌与波斯使主、敦煌文献中所见穆斯林波斯、敦煌所见萨珊风格的联珠、敦煌与波斯锦、在沙州的波斯僧、敦煌星占与波斯星占和后论七部分较为全面地讨论了敦煌与波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与互动[7]，成为这一主题研究的典范。彭金章认为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等圆形联珠纹、狮凤纹装饰图案大量吸收波斯花纹。壁画中有萨珊波斯艺术风格的玻璃器皿图像、莫高窟出土的丝织品上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波斯银币和胡人俑等也反映敦煌与波斯的联系[8]。王力平认为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也是华夏文明与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文明的交融汇聚之地[9]。杨燕、杨富学认为敦煌与波斯文化交流包括艺术、三夷教、星占及医药等很多方面[10]。

　　(二)波斯装饰艺术

　　1. 波斯纹饰

　　(1)联珠纹。敦煌雕塑和壁画中的联珠纹集中出现于隋代洞窟(藻井、佛龛、雕塑、壁画人物)，包括线形和环形两大类，后者亦称团窠纹、徽章纹。回顾认为第420窟彩塑菩萨锦裙上的飞马驯虎联珠纹和第401窟藻井垂帐莲花飞天翼禽纹展现出萨珊波斯联珠纹兴起、流行、衰落及复兴的清晰界限[11]。关友惠认为敦煌隋代石窟服饰中联珠狩猎纹、联珠翼马纹、联珠禽鸟纹、联珠莲花纹及各种联珠纹边饰等新装饰纹样呈现出从北朝时期建筑装饰图案向织物图案的转变轨迹[12]。薄小莹[13]、信香伊认为敦煌早期宝相花采用叶纹作为部分组合单位的做法主要受萨珊波斯建筑装饰纹样影响[14]。梁银景将敦煌隋代洞窟中的联珠纹分为早、中、晚三期，有直接来源于萨珊波斯和来自隋都长安的间接渊源[15][16]。陈振旺等认为敦煌隋代中期以后所有洞窟都有萨珊风格的联珠纹、坐狮纹、翼马纹、狩猎纹、神兽纹等[17]。沙武田认为敦煌隋代洞窟壁画中大量盛行中亚波斯联珠纹样，联珠翼马纹最具代表性，隋代之后萨珊波斯风格的各类联珠纹样开始衰退，但第158窟的雁系绶带和衔珠徽章纹样说明波斯影响仍存在[18]。姜伯勤也列举了莫高窟壁画中的各种联珠纹样[7]1-15。谢涛、谢静认为敦煌壁画人物服饰上的联珠团窠纹，特别是第420窟菩萨裙上的人兽相斗纹和翼马纹，以及隋第425、402、277窟的边饰皆来自波斯[19]。

　　(2)莲花纹。岳峰认为敦煌石窟壁画中以圆形放射状为基本结构的花卉图像普遍存在于希腊和波斯的古代文明[20]。孙霄兵认为敦煌莲纹遍见于波斯建筑(石柱础多为自然莲花样式或石刻图案)、陶器、金银器与丝织品，神祇、帝王手中所持莲蕾状物和局部装饰象征王室权力与和平[21]。苏铉淑认为侧面型睡莲作为波斯帝王的标志，象征着光明[22]。袁承志认为敦煌北朝石窟壁画莲花整体造型带有西域龟兹莲花风格和印度、波斯装饰风格[23]。

　　(3)其他纹饰。陈振旺、彭艳萍认为敦煌隋唐18个窟中三兔共耳纹样在一定程度上受粟特或萨珊艺术影响[24]。张元林认为莫高窟第285窟乘天鹅车的月神下面加画由三只狮子牵拉的狮车及武士是受袄教女神娜娜的图像影响。骑狮子的娜娜女神形象也属于波斯狮子母题的一种表现形式，执风巾风神形象带有波斯风神韦什帕克、风神与公牛图像特征[25]。沙武田、田中裕之等亦关注敦煌壁画中萨珊波斯风格的翼马纹和联珠雁衔珠纹[18]18-19。

　　2. 绘画技法

　　吴荣鉴认为莫高窟壁画中的“曹衣描”技法和古代印度佛教艺术均来自古代波斯并对波斯细密画产生影响[26]。王冀青认为敦煌艺术受吸收萨珊波斯、印度、粟特、中原等地艺术风格而形成的“和田派”影响，如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彩绘模板正面为印度式、背面为波斯式装饰风格[27]。

　　(三)波斯器物

　　1. 波斯银币

　　彭金章等认为莫高窟北区第222窟发现的波斯银币(径2.9—3.1厘米)为萨珊波斯卑路斯王(Peroz，459—484)铸币。正面饰联珠纹、脸向右侧半身王者像及钵罗婆文字。背面也有联珠纹、熊熊燃烧的柱状祭坛、五角星和新月以及头戴尖顶高冠、足踏高筒靴的祭司，缘部铭文应为铸币年份和地点[28]。沙武田认为这枚波斯银币与隋末唐初大量粟特胡人在敦煌活动有关[29]。彭金章认为敦煌曾处于西域萨珊波斯银币流通区，如姜伯勤先生所说“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此为流通币[30]。

　　2. 胡人木俑

　　敦煌莫高窟北区第88瘗埋窟出土彩绘木雕胡人俑，残高15厘米，深目高鼻，头戴尖帽，同类造型胡人陶俑多见于长安、洛阳等地唐墓。彭金章认为胡人俑也反映敦煌与波斯的联系[8]1-3。

　　3. 铜八角十面型器

　　出于莫高窟北区B163窟， 呈八棱柱形，直径 2.5厘米，高2.0厘米。八个棱柱面上下各有一条由五个联珠组成的梯形边框，上下边框中间为七个联珠组成的圆形图案。彭金章认为它可能是来自波斯的衡器法码[7]1-3。

　　4. 织物

　　大多数学者赞成敦煌莫高窟外来纹饰是对早期或同期纺织物图案的模仿，彭金章认为莫高窟北区B43窟出土的红色妆花纱残存的两圈联珠纹图案具有明显的西亚风格[31]。樊锦诗、马世长认为130窟出土的拓印染缬绢上的联珠纹图案是波斯风格的纹样[32]。徐新国讨论青海热水墓织锦时也谈到敦煌图像中的萨珊波斯纹样[33]。

　　5. 其他器物

　　安家瑶认为敦煌壁画、文书中的玻璃碗有些来自萨珊，如第61窟的5幅经变图中皆有圆形切子括碗即为典型的萨珊玻璃[34]。

　　(四)波斯服饰

　　曹喆认为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中戴卷檐帽者代表波斯人[35]。谢涛、谢静发现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佛陀、菩萨、外族贵族、劳度叉、多女外道、西夏供养人、天王等服饰中多见萨珊波斯联珠纹、团窠纹，或主纹或辅助纹饰[19]149、151。赵丰认为莫高窟第158窟各族王子举哀图人物袍服上有花卉团窠与联珠团窠组合样式，可能为中唐时期的粟特锦或波斯锦[36]。徐新国等注意到敦煌P.4975《辛末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中“胡锦”，S.4215《杂物帐》“小胡锦褥子”，P.3432、P.2613、S.6276文书中皆有“番锦”中五色鸟即波斯纹饰[33]3-26。

　　(五)波斯医药

　　罗秉芬认为敦煌本藏文医书中有与波斯相关的内容。一是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27(火灸疗法)第97行波斯纸或(波斯)织锦的碎片。主要用于治療鼻出血：烧波斯纸或(波斯)织锦的碎片，用烟熏鼻子，把烧成的灰放入鼻子中[37]。二是英藏敦煌藏文文书ITJ756第33行、36行和第71行有喀什米尔(或译波斯)丝线(锦缎)其用途为中箭者取箭头，用线拴在箭头尾部，用力拉;把去除卡在咽喉的鱼骨刺，把丝线(锦缎残余纤维)团成团，用结实的线扎紧，牵着线头，让患者吞丝团至咽喉，再向上拉线[37]。丛春雨认为敦煌中医药学文献和整个莫高窟作为形象医药学材料具有重要作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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