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2-06 11:4312

摘要：摘 要：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稳步提高是国家实现收入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少数民族同胞是否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有效，从而凝聚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

　　摘 要：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稳步提高是国家实现收入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少数民族同胞是否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有效，从而凝聚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力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6-2015年共3 378个少数民族劳动力样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考察了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提高，性别、户籍性质、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都显著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收入。有鉴于此，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力度鼓励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和自主创业，通过继续规范就业市场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乃至最终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尤其是高度重视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将是提升职业收入的关键。

　　关键词：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工资方程

　　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更加公平有效、使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精准扶贫效果，为早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在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少数民族同胞收入和生活质量。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收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和潜力相对不足，少数民族劳动力与汉族劳动力相比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收入差距。因此，揭示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区分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何种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定且高水平的职业收入是保证人民生活富足的前提。国家一直努力希望通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就业，如果能够研究得出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扶助政策，从而进一步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力收入差距，提高少数民族家庭生活水平，这有利于实现更广泛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凝聚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力量。因此，揭示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综合调查的入户微观调查为基础，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深入探讨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为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提升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是少数民族居民收入的基础，只有找到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说具有更基础和一般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已有大量国外研究关注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因素问题，最基础的用于解释工资的变量是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和性别(Mincer，1974)。但是仅仅考虑这三种因素，显然无法全面涵盖影响职业收入的主要因素。首先，从事不同行业和不同工种的劳动力收入存在根本差异(Meng and Zhang，2001);其次，单位性质和规模不同的劳动力收入存在根本差异(Brown and Medoff，1989)，突出表现是企业工作者收入往往高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者，大企业工作者收入往往高于中小企业工作者;再次，一些外部冲击如外国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往往也会影响开放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收入(Feenstre and Hanson，1997);最后，劳动力本身的健康状况对其职业收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Baldwin，Johnson and Marjorie，2000)。此外，更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更加显著地影响着国内劳动力的职业收入。例如：户籍制度往往是造成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的劳动力收入差距(Demurger，Gurgand，Li and Yue，2009)、外地户籍和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差距(Kuhn and Shen，2015)的根本原因;家庭背景如父母的政治资本可能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Liu，2003);政治面貌很重要，如党员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Appleton，Song，Xia，2005)。总之，影响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因素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个人特征、外部环境、制度因素。

　　国内相关研究更集中地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因素问题，学者们分别验证了以上三类因素对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李雪辉和许罗丹(2002)利用中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我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魏众(2004)基于中国营养调查数据的研究证明，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发挥显著作用。邢春冰(2005)通过1989-1997年教育回报率在不同所有制间的差异及其变化来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指出民营部门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即在民营部门工作的劳动力，职业收入更显著地受到劳动力本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王美艳(2005)认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59%是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43%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刘林平和张春泥(2007)考察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时，发现教育年限、培训、工龄、年龄、性别、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农民工工资均有显著影响，但是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缺工状况、社会资本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王德文等(2008)同样指出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有重要决定作用。章元和陆铭(2009)基于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也发现社会网络和农民工收入之间只存在微弱的相关关系。杨瑞龙等(2010)证明父亲的政治身份会影响子女的收入，而陈昊和吕越(2017)进一步指出官员的子女更愿意从事创业工作，从而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陆正飞等(2012)以1999-2009年間我国A股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支付给职工更高的工资。严善平(2017)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党员身份对非农收入的增收效应呈弱化趋势。田柳等(2018)最新研究从行业分割的视角探讨可观测特征相似的劳动者，仅仅因为进入不同行业就会获得显著不同工资报酬的现象，证明不可观测能力对行业工资溢价的影响不可忽视。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确定个人特征对劳动力职业收入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是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劳动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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