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型人口红利嬗变对未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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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2017年以来，为应对全国范围内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减，诸多城市掀起人才争夺大战。新一轮城市间揽才竞争，实质上是对素质型人口红利的重视和争夺，以期在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拥有核心竞争优势。立足于联合国人口司关于中国人口最新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

　　摘要：2017年以来，为应对全国范围内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减，诸多城市掀起“人才争夺”大战。新一轮城市间揽才竞争，实质上是对素质型人口红利的重视和争夺，以期在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拥有核心竞争优势。立足于联合国人口司关于中国人口最新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期开启于1990年，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2010—2020年间有一个小幅波峰，此后逐渐缩小，目前我国正处于数量型人口红利与素质型人口红利并存的历史机遇期，但素质型人口红利不会自然产生，必须有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与之匹配，根本上取决于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相关的生育、社保、养老、住房、医疗等配套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成效。未来3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转为负数，庞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负担，大力挖掘和提升素质型人口红利，提高劳动者素质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全员劳动生产效率，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我国应提升制度供给质量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的质量保障，着力推进梯度人才培养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的质量保障，积极参与开放合作以获得素质型人口红利的区域再平衡，以此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素质型人口红利;经济现代化;嬗变;LMDI分解法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源泉，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随着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和独生子女文化遗传性的双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低生育率、少子化等结构性危机充分暴露，中国传统的人口优势不断丧失。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表现形式开始转型，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被相关专家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基于人口红利的延伸概念，为分解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有效判断人口红利转型趋势，本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的红利称之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形成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寿命延长;将人力资本强化的红利称之为“素质型人口红利”，形成素质型人口红利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强化。

　　近几年来，随着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城市密集出台人才落户和创业政策，各地人才竞争不断升级和加剧，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9年，广州、深圳、杭州接连出台重磅人才政策，将这场“抢人(才)大战”推向高潮。尽管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何时结束还存在分歧，数量型人口红利机会窗口虽依然开放，但正在关小的事实不容忽视，未来如何充分抓住素质型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开启的历史机遇，实现两个人口机会窗口重叠并加速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型人口红利转变，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人口条件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人口红利既是人口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持续探究的重要命题，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一度让人口红利的衍生研究成为人口问题的热点方向。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本上来说是从数量、质量、结构三个维度展开的(参见图1)。人口红利(Demographic Gift)是由布鲁姆和威廉森(Bloom & Williamson)[ 1 ]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形成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增长，最终形成人口结构优势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契机。2002年以后，学术界正式使用Demographic Dividend表示人口红利，表示基于人口机会之窗所能实现的经济效益。即人口红利并非现实红利，它是经济增长的充分非必要条件，是经济发展潜在的可能性机会，只有把握了人口机会之窗，才能将潜在的优势人口结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 2 ]。从人口与经济两者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地区)越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低层次，其对人口数量和规模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层次的提高和结构升级，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源自于结构改善和质量强化。

　　国内外研究学者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各类数学分析模型，国内学者测算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 3-5 ]，尽管具体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可以认定的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当然，这种贡献是我国牢牢把握人口机会之窗，并辅之以与之匹配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果[ 6-8 ]。在指标选取方面，学者们较多倾向以人口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等[ 9-13 ]表示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世界人口现状》，提到“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形成Demographic Bonus，即‘兩头小中间大’橄榄型的人口结构条件，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会产生积极作用”，这里说明的就是当前学术界谓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李瑞和梅森(Lee & Mason)[ 14 ]提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强调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个人或家庭未雨绸缪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进而形成新的储蓄来源。但蔡昉[ 15 ]等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仅从储蓄动机视角进行观察，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难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双重角度来分析才具有显著意义。进一步地，如果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能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6 ]。在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过程中，有学者认为人口寿命延长收获的是数量型人口红利[ 17-18 ]，而素质型人口红利必须同时具备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力资本强化两大关键要素[ 19-21 ]，且素质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超越数量型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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