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用群体认同的反思与策略探析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2-01-12 10:5112

摘要：摘 要：档案对于群体认同作用的研究已成为档案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认为档案应该从正向建构与强化群体认同、以集体记忆载体形式作用于群体认同等，但在研究中也忽略了档案强化群体认同可能带来的挤压选择空间、割裂各式认同等负面影响以及淡化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方式

　　摘 要：档案对于群体认同作用的研究已成为档案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认为档案应该从正向建构与强化群体认同、以集体记忆载体形式作用于群体认同等，但在研究中也忽略了档案强化群体认同可能带来的挤压选择空间、割裂各式认同等负面影响以及淡化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与认同效力的整体性。文章针对群体认同问题，认为档案学研究应该拓展研究视角，更加关注档案作用群体身份的消解、群体权利的确立、群体情感的凝聚、群体认同的效力等，提出要尊重群体意愿，维护成员“被遗忘权”;适当让渡职能，鼓励成员参与叙事;分享共同记忆，激发成员思想共鸣等实践策略。

　　关键词：群体认同;档案学研究;社会记忆;权利

　　伴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流动日趋便利与频繁。以血缘、地域、肤色等为纽带形成的群体认同逐渐松动，新型群体在不断碰撞与融合中孕育而生。同以往群体关系的疏远以及对未来群体身份的茫然加剧了个体不安全感，群体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档案学界基于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独特价值，对档案运用于群体认同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分析与思考现有档案与群体认同研究的基础上，在理论层面研究档案是否应作用于群体认同，在实践层面探究档案应如何作用于群体认同，为档案与群体认同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思路。

　　1 文献回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档案与群体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1 正向建构与强化群体认同

　　在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归纳的档案四个范式的引导下，档案工作者被认为应作为自觉的中介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1]档案学界受此影响，形成了群体认同是一种积极因素的思维定式，多从档案何以作用于群体认同[2][3]、档案以何作用于群体认同[4][5]、群体认同视域下档案资源开发[6-8]等正向视角思考档案在强化群体认同过程中的功能。

　　1.2 以集体记忆载体形式作用于群体认同

　　现有文献在分析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问题时，多从集体记忆视角着手。在理论层面，以“档案(工作)具有社会记忆建构性资源和建构性行为的双重属性”[9]为基点，阐述档案、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天然相连”且“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10]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提出“档案-记忆-认同”(AMI)模型”。[11]在实践层面，现有研究通过对各类型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路径的介绍与研究，阐述构筑集体记忆从而凝聚群体认同的多种方式。

　　1.3 针对特定群体认同施加影响

　　现有档案与群体认同的研究在研究层次上着重于档案对特定群体认同的作用与影响，[15]主要集中于家庭档案[16-18]、档案专业及档案工作人员身份认同[19-21]、农民工身份认同[22][23]三方面。其大多在聚焦于某一特定类型群体的前提下，通过问卷调查、理论运用等方式，对选定群体现有认同状况进行分析。并结合群体特点，阐述档案在促进群体认同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提出针对特定群体开展档案工作的愿景与展望。

　　2 群体认同领域档案学研究实然分析

　　2.1 忽略档案强化群体认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档案学将群体认同天然视为积极因子，从正面视角建构档案赋能于群体认同机制的做法。这种研究思路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研究视角受限，分析相对片面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群体认同并非始终处于正面地位，发挥正向作用。一味加强群体认同，也可能凸显其负面影响。

　　(1)挤压选择空间

　　档案作为建构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体现了社会主流阶层的意志。“在后现代语境中，档案虽不是权力的化身，但却一直存在权力的隐喻。”[24]当权者借助档案及其所记载的信息，塑造乃至固化特定群体形象，将其符号化、使其具有象征性，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此种情况在阶层划分不合理的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印度为例，尽管贱民阶层已从法律上被废止，但种姓制度仍然困扰着该群体，个人与家庭的记录始终如影随形，向社会宣告着他们曾经的身份，阻止着这个迫切希望抛弃过去屈辱身份的群体融入更广大的社会之中。[25]档案变成了种姓制度与种姓成见的“代言人”，成为在实质上维持不公正秩序的工具。在此种情况下令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有可能催生双重困局的出现，即寻求改变者步履蹒跚，难以有效融入社会;安于现状者无动于衷，沦落为“快乐的奴隶”。档案为保证多样性而具体化身份，从而为档案对群体认同施加影响创造空间，可能会导致文化差异不可改变，消除个体、个性和群体内的选择。[26]

　　(2)割裂各式认同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7]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多种群体身份的集合体，部分身份之间甚至暗含矛盾。档案对特定群体意识的强化，有可能导致个体内部各式群体意识之间隐藏的对立关系激化，使其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之中。以美国犹太历史学会的建立为例，美国犹太历史学会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升和改善美国犹太人的形象。为此，学会成员通过搜集并出版各类有利于展现美国犹太人爱国虔诚、勤奋努力形象的档案资源，档案逐步成为美国犹太人身份建立的支柱，赋予其“美国人”的身份以合法性与真实性。[28]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美国犹太人认为需要强化自身作为美国人身份的理念之上，但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彻底激化了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信仰与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犹太学会的成员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通过历史学会整理出版档案以增强美国犹太人国家认同尝试的彻底失败，这代表着在危急时刻，对犹太教以及其余犹太人的忠诚会跨越国界而被优先考虑。但对有可能重建故国的诱惑，学会成员又难以完全舍弃。可见，受制于群体认同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档案对于特定群体认同的强化，有可能割裂个体的自我认知，使其丧失归属感与认同感。

　　2.2 淡化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

　　档案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记载内容具有丰富性，对其所蕴含的价值可从不同视角加以解读。现有档案学研究多从集体记忆承载物的角度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感的形式，探讨档案信息所蕴含的集体记忆对构建与强化群体认同感的意义所在。这种相对单一的研究视角，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限制研究意义

　　借助“集体记忆”这一媒介，探究“档案—集体记忆—群体认同”之间的运作模式，其理论依据在于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之间所具有的天然联系。集体记忆是支撑群体认同的力量源泉，而档案记录又是存储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从集体记忆维度分析档案对群体认同的影响方式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但单纯从集体记忆角度切入，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表现形式，势必需要考虑集体记忆对于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集体记忆的构筑与完善以作用于群体认同，进而使逻辑终点滑向群体认同的强化，引发研究思路的固化。同时，这种思维定式也可能导致档案在群体认同领域研究价值的单一化，难以反映档案自身功能及其作用于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事实上，档案不仅表现为集体记忆的承载物，也可从争取权利的工具和表达情感的渠道等层面探讨档案与群体认同之间的联系。

　　(2)冲击个性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群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群体认同的强化，共性的凝聚，有可能会对成员个性造成冲击，使个体“孤立、不安全感的增加，以致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命的意义产生疑虑，并因此加深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无力感与无足轻重感”。[29]具体到档案层面，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群体内部成员主动舍弃个性。在主流叙事框架的制约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为有效融入特定群体，借助档案等媒介主动抹去自身与既定群体要求不相符的特征。以期通过选择性记录的方式掩盖原有部分个性，得到群体认可，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30]此种现象在从小就在城市生活长大，有更强烈的“城市梦”，却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难以获得法定市民身份的“农二代”身上表現得尤为突出。[31]二是群体内部成员被动丧失个性。档案体现着权力的博弈，其形成包含着对信息的识别与选择。在此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自然有更多机会得到记录和描述，其内部差异与细节也更有可能得以展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其个体成员情况多被草草带过，“他者或个体差异被粗暴地排斥了。”[32]我国古代“官档多，民档少”正是对此类现象的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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