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封建社会成人对于儿童身体与精神的专断统治，难以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文学论文投稿:探究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五四”,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长期以来却被主流文学史论着所忽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健将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曾积极呼吁或参与发生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工作，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事业，但在后世却很少被书写入主流的现代文学史着作中。“五四”,作为文学的童年，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相伴相生、互为影响，现代文学的出版体制、集团话语、文学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也始终受制于中国现代文学。

 

　　一、观念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儿童一直是被压抑的生命个体，对儿童身体与情感的忽视有着诸多的社会历史原因：儿童的夭折与成长过程中的高死亡率，封建社会稳固的纲常伦理体系，主流儒家文化对老者的推崇、长者的崇拜，都是使得儿童作为一种缄默无声状态而存在的重要因素。“一旦儿童越过可能造成他过早夭折的高死亡率时期，他就融入成人之中了。”[1]

 

　　封建社会成人对于儿童身体与精神的专断统治，难以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童年的意义与价值被遮蔽、压抑。儿童在古代社会找不到主体性位置，在儿童读物方面，用文言文写作的各类童蒙类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一起，通过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的灌输式的教育、私塾严苛专断的教授方式和以科举及第为目的的教学设计，摧毁了儿童自我的个性生长，也不可能照顾到儿童的实际心理需求和阅读接受，使得儿童正常的身体、精神、情感发育受阻。成人对于儿童成长、儿童阅读及儿童教育的粗暴干涉，缩短了他们童年的周期。在古代，儿童与成人的阅读并无清晰的界限。“而文言文与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是隔绝的。”[2]

 

　　文言对于儿童阅读的阻碍与儿童对于文学的天然需求之间的悖论，一直到“五四”才得以第一次化解。

 

　　现代意义上进步的儿童观念成型在“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从批判封建伦理中畸形的父子、长幼关系，发现了长久以来处于弱势与受动地位的儿童。“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经历了试图从解放自我，继而影响他人、解放他人，从希冀出现健全的个体，到对健全的民族国家秩序的渴望这样一段思想历程，而健全的民族国家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下一代的肩上。

 

　　(一)晚清民初：“少年”、“青年”、“童年”---边界的模糊与指涉的交互

 

　　五四前的晚清，对于“少年”、“青年”、“童年”等词的界定相对模糊，这些词在具体的指涉上存在着关联与交互。梁启超在1900年的《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少年中国说》里，“少年”的概念其实已经越出童年范畴之外，广泛地包含了具有成人责任与使命意识，敢于担当的少年与青年。文章深刻地批判并试图解构封建社会以老为尊的病态观念，意在重整国人精神，梁启超认为：“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3]

 

　　梁启超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与作为个体的“少年”结合在一起，寄希望于少年的行动，这里出现的“少年”是一个以走向成人为目标的被寄予改造社会与国家命运的青壮年群体。他大声呼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4],文章勇于把少年置于老者之上，进一步为五四时期彻底否定旧道德、旧伦理，发展进步的儿童观念做了先行尝试。

 

　　五四前期的报刊舆论，对于童年、少年、青年等的使用也并没有较为清晰的边界。中国最早的“儿童期刊”为外国传教士编辑的《小孩月报》，最初出版于广州，1875年转至上海出版，这是一份主要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月刊杂志，同时也刊发游历、寓言、诗歌、科学、天文、音乐知识等作品，这份刊物刊登的内容、栏目设置、文章形式与“小孩”的群体并不十分对等;而1903年出版的《童子世界》更是与“童子世界”相去甚远，这份报刊常被学者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办的儿童报纸，但仔细翻阅此报，会发现儿童并不是该报的读者群体，该报常常刊登历史、地理、政治、博物等相关文字作品，“《童子世界》是一旨在宣传革命的报纸……也很侧重刊发文艺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饱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内容。”[5]

 

　　同样，商务印书馆1911年创刊的《少年杂志》与其后在1914年创刊的《学生杂志》，重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同时传播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从刊发的一些文章来看，如《学生杂志》的《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学生与学潮》的内容，以及杂志的栏目“社评”、“青年文艺”、“学界消息”、“学生世界语”等的设置，并没有把少年、学生视为儿童来看待，这里的少年、学生被视作青年或是青年准备的前期。

 

　　在晚清民初甚至之后的更长时间内，少年与青年的具体指向并不十分确切，双方对特定年龄层群体的指称存在着交集，但尽管如此，却存在着对“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命题的最初探寻。真正的“儿童”在晚清民初的中国依然沉睡着，但少年、青年词汇的频繁出现已经挑战了以古为尊、以老为本，复古、守古的腐朽观念。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1卷1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青年比作“初春”、“朝阳”,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6]

 

　　初春、朝阳，所指代的“青年”范畴其实广泛地涵盖了年少一代，《敬告青年》用西方进化论思想，大胆地挑战了封建伦理与道统秩序，吹响了力主革新、重新评判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进一步指出了青年作为社会与历史变革动因的重要性，表现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对自身变革的使命意识。同时号召他人摒弃旧道统，显示出其从改造自己到改造社会，唤醒他人共同参与、促进历史变革的深切责任感。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对于复古、守古思想的批判不留一丝情面，他认为，“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7]

 

　　更从自身的觉醒，到呼唤他人的觉醒，试图用觉醒的力量，去冲破固有价值体系，《敬告青年》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试图“用理性追求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8]的现代性内涵。

 

　　(二)五四：自我的觉醒到儿童的发现

 

　　觉醒的自我成为了发现人的第一步，而思想启蒙者并不满足于自我的清醒状态，从自我觉醒到唤醒他人，从“爱己”(鲁迅语)到“爱人”,深重的社会使命意识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试图推动、变革社会进程的心理动机。启蒙思想者从批判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与戕害中，看见了沉默着、被虐待着的儿童，鲁迅从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桎梏下解放儿童、发现儿童;周作人运用西方先进的人类学说和社会学说，认识到儿童对于文学乃至游戏、玩具的独特需求。周氏兄弟在坚定地否定传统之时，发现了儿童被隐藏的身体与情感。儿童，到“五四”才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重生。

 

　　“五四”,以西方先进的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理论资源，批判“天地君亲师”、“父为子纲”等旧道德、旧观念，聚焦于妇女与儿童问题，在否定与批判中寻找新的价值，催化出全新的儿童观念。儿童的发现是鲁迅“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进一步生发，鲁迅先生早期关于儿童问题的讨论多见于《新青年》杂志“随感录”栏目。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新青年》5卷3号随感录二十五).“旧账如何购销?”鲁迅寄希望于“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新青年》6卷1号随感录四十),他更告知世人：“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有关儿童问题的文章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鲁迅在1919年11月发表在6卷6期上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中，鲁迅借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资源极力反对以古为尊的封建思想，试图用新的价值体系去关照、发展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而延续与发展，则要从悖弃旧“伦常”的勇气中获得。鲁迅严厉地批判所谓“圣人之徒”对社会进化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地提出了“幼者本位”的进步儿童观念，而如何做到幼者本位，鲁迅也给予了方法论上的指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9]

 

　　鲁迅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10],从人的解放到子女的解放，从子女的解放进一步延伸至对儿童个体的尊重与价值的认同，认识到童年对于人漫长一生的作用。鲁迅先生“幼者本位”思想意在批判封建道统，落脚点在人的解放，对幼者的尊重是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发展。

 

　　在五四时期，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念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向度，周作人先生借鉴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儿童学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念。在1912年《儿童问题之初解》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认为儿童是未来国民，并指出“一国兴衰之大故”的重要原因在于“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的观点[11].相较于鲁迅的叛逆，对封建纲常批判的彻底与不留情面，周作人对于儿童问题的研究更具冷静的一面。他用西方生物进化论、遗传学等理论资源，阐释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提倡运用教育的引导，发展他们不同的潜力。早在1912年，周作人就主张“个性之教育”,认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12],而教育，则要针对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周作人不仅重视传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儿童智育、德育、体育的影响作用，同时指出游戏的趣味之教育对儿童的天然吸引，运用游戏的手段教育、影响儿童也是重要的渠道，周作人认为“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其中”,并且联系到“盖今世学者，说明艺术起源之法则，虽有种种，而游戏冲动，实为其一”[13]的艺术发生论学说。

 

　　周作人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儿童”与“儿童文学”概念、关注“儿童”问题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童年”、“儿童”概念边界与内涵的学者。在1913年《儿童研究导言》中，周作人指出，“凡生物之有其儿童期，即所以为其入世之预备”[14].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把儿童期按照年龄、体质、心智等特点划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年期，这一对儿童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对不同阶段心理、智力、体能的解释已经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有交叠重合。以儿童不同的年龄层为标准，划分儿童文学的不同层次，周作人在其后的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中，还有过关于分级阅读的一些理论雏形。这些观点在今天仍被主流的儿童文学界借用。

 

　　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及儿童教育，叶圣陶也是早期的儿童教育开路者之一，在1911年发表的《儿童观念之养成》中他就强调了家庭教育较之学校教育对于儿童有更为突出的作用，并指出学校教育应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之母者，苟能于其学校中之所得，为之阐解，以补齐不足，使学校家庭之教育不相离异。”[15]又从实际的教育工作与教学实验中，发现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在1916年写作的《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中，叶圣陶不仅指出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天然需求，更在实际工作经验中，发现了不同学龄儿童对于不同读物的兴趣与需要，“大抵学级低之儿童，喜阅童话、儿童教育画及写真画等，一编在手，莫不欲释还展，笑逐颜开。学校较高之儿童，则喜阅少年丛书、少年杂志及小说等。”[16]然而，“五四”时期对于儿童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再到儿童的发现，从新“青年”的出现---新“少年”的出现---再到新“儿童”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最初的儿童观念是和某种对儿童的冷淡，或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漠视儿童观相适应的。”[17]

 

　　儿童问题的探讨主要针对的是腐朽的伦理纲常，以批判封建的长幼关系为基础，目的还是在于革新传统的社会道德，唤醒国人的“人”的意识，以及对重建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儿童也是建设未来新社会、新秩序，承载新理想、新道德的最有希望的群体。

 

　　二、理论的倡导：“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1909年，由孙毓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针对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集，也是“童话”一词在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次亮相。这里的“童话”指代的是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童话》丛书的不同辑选吸收了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在内的着名寓言与童话故事，孙毓修考察了原有的儿童读物与现时儿童的精神需求之间所产生的落差，在1909年刊登在《教育杂志》第二期上的《〈童话〉序言》中，孙毓修认识到文言教科书和以往蒙学读物的弊端，在于没有考虑到儿童实际的心理需求和阅读接受，他提出“典与雅，非儿童所喜也”,而“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使然”[19].孙毓修先生比照了当时西方的儿童文学与中国的儿童文学，指出国内儿童文学在观念、理论及创作上的滞后性。孙毓修同时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兼具教育性，“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着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事之远，反倍于教科书”[20].孙毓修先生所编辑出版的1事性状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语言的形式、叙事的策略、言说的技巧等问题，是对改编作品的一次儿童文学自觉。“编译童话之多而广，孙的开山之功是不能抹煞的。”[21]

 

　　此外，由鲁迅、周作人所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也收录了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当时署名为淮尓特)、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增订版，当时署名为安兑尓然)等作家作品，并附有作者介绍。“五四”儿童文学活动，始于儿童问题的讨论，而儿童问题的讨论却是指向封建的纲常伦理、老者本位的腐朽思想。儿童问题的探讨与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在解放儿童、给予儿童应有的尊重与关爱的同时，也潜在地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建构同声呼应，意图都在新人、新民，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而儿童，则被寄予了对文学新人理想的更多寄托。郭沫若1921年曾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22]

 

　　儿童问题与儿童文学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意在新人，培养全新的国民，这与五四新文学的追求与使命相呼应，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的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23].儿童文学虽然是旨在为儿童提供他们所需要、所喜欢、所能接受的国内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其目的却是塑造一代新人，改变中国的旧式的儿童形象，为进一步建设民族国家而投放下希望的种子。儿童文学的提倡与发展，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宏大理想相联系，成为现代社会体系与文化思想体系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早于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的关注自然会延伸到如何培养、保护与教育儿童身上，而儿童文学则被视为伴随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适宜他们身心发展与实际阅读需求的重要精神养料。“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探讨涵盖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儿童文学体裁论、儿童文学创作论、儿童文学发生论、儿童文学思潮论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从童话入手，“五四”前后关于童话的讨论也占据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半壁江山。1913年，周作人先生就撰写了文章《童话研究》，虽然这里的“童话”其具体指涉包括了传说、神话、民间故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但作者所提到的“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复，干瘦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24].等前瞻观点在当下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阐释功能。周作人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了童话与原人世说(saga)之间的关联，并认识到原人与儿童心智上的相似性，他指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25].周作人同时提出“中国童话”的概念，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之所以周作人有这样的设想，大致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尚未明确地将童话、神话、民间传说与故事相分离的缘故，在“中国童话”的研究上，周作人搜集整理了中国传统民间童话资源，如《吴洞》《蛇郎》等。在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进一步地阐释了童话概念的边界及内涵，指出“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26].同时，作者认为好的童话应具备“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等特点，并较为明确地区分了民间童话与作家童话(在文章中对应周作人提出的“民族童话”与“人为童话”)的差别。周作人的童话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赵景深、叶圣陶等五四涌现出的第一批热衷于童话理论与创作的实践者。

 

　　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周作人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是周作人先生在孔德学校的一篇演讲，《儿童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周作人《人的文学》文章的呼应与生发。在发现灵肉一体的人，呼唤书写“人生诸问题”的人的文学后，被遮蔽的儿童自然会成为“人的文学”的关注焦点。周作人指出儿童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尊重”.不仅如此，“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所以，儿童的文学要“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兴味;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27]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依据儿童年龄、心智的差别，划分指导儿童的文学阅读，分为“幼儿前期”(幼年期)、“幼儿后期”(童年期)、“少年期”三个层次[28],周作人依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给儿童读者推荐不同的儿童文学体裁与品种。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做是当下时兴的“分级阅读”,儿童文学三大层次理念的理论来源，是这些理论的最初雏形。周作人对儿童文学儿童性与文学性的探寻，借助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儿童学所发展生成的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建设。

 

　　叶圣陶1921年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其中对于儿童文艺的讨论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叶圣陶儿童文学的构想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内容与精神实质上存在着交叠与呼应。例如，叶圣陶认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应“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29],同时，叶圣陶也认为儿童文学最应具备的质素是“想象”与“感情”.叶圣陶在理论上支持与拥护“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念，虽然在后期的创作实践中，叶圣陶的部分儿童小说与童话作品渐渐偏离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越来越融入主流的文学话语之中，但在早期的叶圣陶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以及叶圣陶中后期的儿童文学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叶圣陶是儿童本位理念的积极拥趸者和发展者。不同于周作人先生利用国外先进的人类学、儿童学资源进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融化建设，叶圣陶更多的是从自身实际的儿童教育经验入手，分析儿童对于文学的内在需求。叶圣陶通过教学实验与教育经验，以及自身对儿童的熟悉，认识到儿童“对于文艺、文艺的灵魂---感情---极热望地要求”,通过观察，知道“儿童与幼小时候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和自己有紧密的关联的”[30].叶圣陶重视儿童文艺作品对情感与智力发展的影响，认为“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并不适合儿童的阅读，叶圣陶指出，好的儿童文艺作品不仅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并且儿童在这样的文学熏陶下，“能得到更高的创作力”[31].“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涵盖了童话、儿歌、寓言、小说、故事等主要体裁，涉及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发生论、创作论、作家论等多种理论层次和类别，而儿童文学接受主体不同层次的划分、儿童文学审美特质的阐释、儿童文学教育应用的探讨、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理论的阐发，是当下儿童文学审美层次论、儿童文学阅读分级论、儿童文学教育学等儿童文学的理论雏形，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可借鉴的价值。儿童的发现是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命题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32].但“儿童的文学”却与“人的文学”的理论建设---它们的阐释对象、重点及方向、内涵却存在着诸多差异。“人的文学”大体上是以书写“普遍人生”的“血与泪”的“人道主义文学”,而“儿童的文学”理论建构上却是以儿童为本位、为中心，尊重儿童，响应儿童内在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兼具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儿童”的“文学”.

 

　　三、创作的实践：五四---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

 

　　现代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主流的现代文学的思潮、体制、话语紧密相连，早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者也多为新文学运动中卓有建树的作家。但不能因为新文学特别是问题小说中有儿童形象，就把它认定为儿童文学。我们很难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明天》《药》、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庄鸿的姊姊》、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卢隐的《两个小学生》、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归于真正的儿童文学范畴，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寄希望于读者从夭亡或迫害的儿童生命里看到传统社会对人的戕害与漠视，也试图从儿童的悲惨命运中唤醒冷漠众生对于个体生命及儿童命运的重视。如果不将带有儿童形象的成人文学作品，例如鲁迅的批判小说，冰心、王统照、卢隐等的问题小说包括在儿童文学范畴内，真正具有明显儿童意味、情感、语言，儿童化叙事方式的儿童文学作品诞生要晚于以儿童形象承载社会问题的新文学初期“为人生”的小说创作。

 

　　郑振铎先生在1922年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本以刊登儿童文学为主的文艺期刊《儿童世界》杂志，除吸收文学研究会成员如叶圣陶、许地山、严既澄、胡怀琛等的儿童文学来稿，展示儿童自己的创作也是杂志二十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固定内容。在《〈儿童世界〉宣言》中，郑振铎指出小学教育“被动的，不是自动的”的弊端，郑振铎所编辑的《儿童世界》杂志，进一步实践与发展了五四以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并前瞻地实践了“分级阅读”、“微童话”与“图画故事”等现代儿童文学的体裁与品种。《儿童世界》杂志对早期原创儿歌、儿童诗与儿童童话有重要贡献。所发表的儿童诗如顾颉刚的《吃果果》、严既澄的《早晨》、胡怀琛的《大人国》与《小人国》等塑造了纯洁、生动的儿童形象，展现了天真、快乐的儿童情趣。在童话方面，叶圣陶早期发表在《儿童世界》的短篇童话如《小白船》借助天真无忧的男孩女孩之口，表达了儿童纯洁而又真挚的情感。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粗疏、简单，模仿痕迹重，这一现象直到叶圣陶先生1923年的童话集《稻草人》的出版才得以扭转，童话集《稻草人》中的全部23篇童话最初都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儿童世界》杂志上。“叶圣陶和鲁迅，也和冰心一样有着共同的儿童的眼光，这种能力不仅使他们能够观察儿童，将之化为文学素材，而且还能够从儿童的眼光去唤醒过去，看到未来。”

 

　　1单纯而光鲜、富于幻想的儿童形象在叶圣陶早期的儿童小说中也比较多见，在其短篇小说《一课》《阿菊》中都有体现，饱有童心与幻想的儿童形象贴近实际儿童的心理与生活，但如《小白船》《伊和他》等沿着爱与美的路线创作的作品不久就在叶圣陶的笔下逐渐弃绝。真实的人生、悲剧的社会很快粉碎了叶圣陶的诗意想象，于现实中警醒，从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到左右儿童对社会情势的认识，早期儿童文学作家们试图用文字给儿童建构一个真实的成人世界。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和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一向被认为是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而其成人视角与儿童本位之间出现的错位也曾一再地被讨论。

 

　　①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最初连载于《晨报副刊》，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把“想象儿童”的浪漫心理发挥到了极致，作者虚构了一个消除等级差别的平等对话的接受主体---小读者，这被一些学者看成是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对民主、平等理念的文学践行。《寄小读者》内容融合了古代清新雅致的诗意传统与现代简洁洗练的白话表达，具有一定的陌生化的效果，但其所建构的童心世界，在具体接受上所指向的并不像是儿童读者，童心与母爱可以看作是作者逃遁现实困苦的一个诗意栖居地，冰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曾指出这些创作所暗含的成人立场所导致的作品不成功。但在儿童文学文体形式与语言的创造上，冰心功不可没，《寄小读者》采用书信体的文学体式，用清丽温柔、细腻洗练的东方笔触，试图去承载西方基督教精神，冰心将它凝萃为爱的哲学。《寄小读者》的风格既不同于冰心以往问题小说对社会沉疴的严肃审视与深度批判，也异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笔下所展现出的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冰心的这些散文对自我内心的探寻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与五四文学的主流话语存在着某种疏离，而这种疏离与承继，值得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而逃遁现实、向往童心，力图在童年经验与对童年王国的回忆中去寻找慰藉，抚慰心灵，以逃脱与现实世界的隔膜与错位，是“五四”之后一些老有童心的中国文人的集体选择。

 

　　在其他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上，赵景深的童话如《纸花》《一片槐叶》、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都是秉持着“童心主义”,自觉且较为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文本注意到了儿童化的改造，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在一次次破与立的冲突纠葛中，寻找着现实的出路。在启蒙先驱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继而发现儿童、影响儿童的时候，以坚定的立场清除传统礼教为主的文言读物，着手为儿童建设真正属于他们而又能影响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成为了现实的必然，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五四”儿童观念的革命。对儿童本身生命与精神的尊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既有通过西方先进的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资源或对杜威“儿童本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进行本土融创，又有依据自身教育教学经验与观察实验对儿童文学的现实与长远发展而构建理论路径。“五四”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从培育作者到培养读者，新文学运动的主干都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而自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之后，现代儿童文学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主流的文学话语体系，与国家危亡、社会情势紧密靠拢。“五四”之后，主流的儿童文学创作越来越悖离“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指引，以儿童文学承载现实黑暗，告诉儿童真实的社会人生，作为与成人文学的呼应，自此，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体系、话语模式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更为深入的交互，儿童文学也逐步地走向了严肃文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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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29][30][31]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0-89.

 

　　[32]佩里·诺得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25.

 

　　[33]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