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我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重要地理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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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麦金德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的着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提出俄罗斯地区一直以来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借鉴这一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说,武汉是深刻影响中国

　　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麦金德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的着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提出俄罗斯地区一直以来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借鉴这一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说,武汉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地理枢纽。这是当今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依据。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重新找回武汉在中国的位置。当前,需要在历史中发现武汉,寻找武汉复兴的历史启示。

　　武汉枢纽地位内涵的层级累加

　　总体上看,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经历了一个层级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四大枢纽。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与经济中心。这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曙光,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依托盘龙城,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得以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以盘龙城为据点,以长江、汉水和江汉湖泊为纽带,商朝构建南北交通网,武汉成为商朝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围绕盘龙城,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盘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整个长江流域最古老、最具规模和最成熟的城市。可以说,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是南方商文化圈的核心,是长江流域的中心,是国家南方军事枢纽。

　　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成王时期“楚地千里”,武汉纳入楚国版图,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同时,武汉外围开始兴起一些城镇,依托鄂东南铜矿的开发,江河航运商船增加,武汉开始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楚国封于今鄂州一带的封君鄂君启所持金节表明,鄂君庞大的船队经商运营的水路达到4条,其中3条在武汉地区中转。《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都纪郢城繁盛时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云梦作为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中就包括武汉。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一次短暂的沉寂之后,逐步奠定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有秦一代,武汉陷入短暂的沉寂。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期,武汉地区前期成为蛮族流置之所,后期成为豪杰角逐之地。在民族融合和军事角逐进程中,武汉的全局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东汉前期,政府采取修生养息政策,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在手工业上突出发展铜器制造业和青瓷制造业,成为南方青铜中心、铸镜中心,成为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武汉所在荆州地区已经是“沃野千里,士民殷富”的发达地区。北方和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上中游。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人口从西汉时期的359万增长到626万,占全国人口比例从6%提高到13%。到东汉后期,伴随汉江中下游的地质运动,逐渐形成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武汉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汉江航运和商业,开始成为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三国鼎立的临界点,此所谓三国兴汉。魏蜀吴三方势力在湖北地区犬牙交错,拉锯争夺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地区,急剧抬升武汉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特别是孙权选择鄂州建都,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和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驾驭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东晋时期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第一个高潮,其间,南方获得长足发展,尤其以荆州、扬州两州为最,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又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这时的武汉上通荆州,雍州(襄阳),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可见,此时的武汉已经不单纯是军事要邑,而是开始成为辐射服务四方的商贸市镇。东晋一代,自始至终存在因为上流方镇荆州的外重而引发的“荆扬之争”格局,其间,夏口、武昌再次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以至于刘宋王朝采取“分荆置郢”之策。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成为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和朝廷经济命脉的枢纽。

　　唐代,武汉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鄂州、汉阳两城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快速发展,城乡人口迅速增加。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不宁,运河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有两条线路,一条是扬、宣、饶等地物资沿江集结后到鄂州,由汉水到襄州,二是先到江陵,北上襄州,再走均州、武关,经商山抵达京师。两者都以武汉为战略节点。德元年(公元756年)襄阳保卫战,保护了通过襄、汉经商州向京师输送“江淮粟帛”的交通运输线路,东南物资源源不断经过武汉补给北方,刺激了武汉以水上转运为特色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见,安史之乱后,武汉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枢纽。宋代,武汉成为抗击金兵和恢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宋代,中国政治中心沿咸阳———长安———洛阳———开封———临安不断东移,而经济中心则南移。在湖北,也经历这一过程,先是荆州强,伴随鄂州崛起,东移到鄂州,先是襄阳强,后南移到武汉地区。这是因为,宋代以汴河为漕运主航道,汉江漕运功能萎缩,于是开辟信阳、广水、孝感、武昌前往华南的通道。南宋时期,伴随北方人口和生产技术文化渊源不断注入,鄂州成为武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加速器。因此,岳飞把鄂州作为抵抗金兵南侵和恢复中原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元代,武汉被确立为湖广地区首府,成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湖广大区域首位城市。朝廷设湖广中书省,武昌为治所,武汉不仅成为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经济中心,而且成为行政中心。在军事枢纽、经济枢纽基础上,叠加行政枢纽,是武汉战略地位的一次关键性抬升。

　　明清时期,武汉开始形成一体化城市格局,形成三镇整体发挥历史地理枢纽作用的格局。明成化年间,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改道,汉口在地缘上与汉阳分离。嘉靖年间,汉口取代武昌、汉阳的商业地位,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天下四聚之一,汉口在华中乃至在全国商贸中转口岸的地位日渐形成和加强,大大加强了武汉的战略枢纽地位。清代,三镇开始走向一体化,成为近代都会,成为区域行政中心,武昌作为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湖北各司道以及武昌府驻地,发挥大区域行政功能,成为长江中游大区域尤其是湖广政治中心。清末,武汉的枢纽地位达到高峰。汉口开埠,武汉的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化水平急速提升。张之洞督鄂快速提升武汉工业化、商业化、开放化水平。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发源地,这里诞生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份工业合同。武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先者,近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从产业实力看,武汉大体上位居全国第二。从金融来看,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和广州并列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港航方面,武汉是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并列的五大港埠之一。在贸易方面,与上海、天津、广州相比,1867~1911年45年间,武汉的直接进出口额有25年处于第四位,20年处于第三位。总体上看,辛亥革命前,武汉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一度居全国城市第二位。此外,武汉学业昌盛、文教领先,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科技、文化中心。武汉成为中国内地的商业枢纽、工业枢纽、金融枢纽。

　　最终,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又成为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进程的政治枢纽。到辛亥革命,经过层级累加,武汉的历史地理枢纽地位最终确立为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政治枢纽四位一体的内涵和格局。此后,武汉的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内涵表现出来。如在军事方面,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北伐战略枢纽,后又一度成为全民抗日指挥中心;在政治枢纽方面,武汉成为武汉国民政府首府,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折地;在行政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在经济枢纽方面,武汉成为“一五”时期南方工业基地、中部中心城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枢纽地位的历史地理支撑

　　纵观3500年武汉枢纽地位演变和确立,武汉的枢纽地位具有坚实的支撑,武汉作为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具有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武汉枢纽地位是波浪式发展的,具有宏观支撑。武汉的第一次崛起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到公元前223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盘龙城时代武汉实现第一次城市崛起。武汉的第一次衰落发生在秦始皇灭楚到东汉末年,大约400年。武汉的第二次崛起发生于东汉末年,这次崛起具有长期性、渐进性、持续性,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1700年。同时,这次崛起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即先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武汉的第二次衰落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武汉解放,大约20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通海航道受到封锁。1931年大洪水灾害带来武汉经济衰落,加上日本侵略军的经济封锁、掠夺与破坏,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严重削弱。武汉的第三次崛起始于建国初期,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大约40年。这一期间,中央确定武汉为新中国的南方工业基地,以实现“钢铁过江”和全国产业协调布局的战略目标。“一五”计划以“156项”为核心的重大建设项目中,7项落户武汉。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武汉开始成为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武汉的第三次衰落是以地位下降出现的,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到新世纪,大约10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发展重心东移沿海,武汉大量资源外流,加上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发展负担沉重以及黄金水道衰落,武汉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位次一度下滑。

　　进入新世纪,伴随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武汉开始进入发展速度上行的时期。2000~2010年间,GDP增长3.6倍,人均GDP增长2.7倍,速度都快于前20年。特别是经济总量规模实现两次倍增,2005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分别跨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和5000亿元台阶。这标志着武汉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可见,武汉的枢纽地位具有全局的和宏观的支撑。其次,武汉枢纽地位是主客观因素、时空因素交互作用决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多种力量的合力形成的。武汉的枢纽地位,正是这种合力的结果。从地利来看,武汉枢纽地位契合人类文明演变的地理规律。纵观人类历史地理,北纬30度线是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埃及古都孟菲斯、巴比伦、波斯帝国极盛时期首都苏萨,都在北纬30度线附近,楚文化也生成于北纬30度线的长江流域。武汉则处在长江流域的中枢地位。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地理来看,地处两江交汇之处的城市本来就少,同时兼具两江交汇、三足鼎立,再加上地处经济腹地的城市仅有武汉一家。所以,武汉“得中独厚”,这个“中”,不仅是地理之中,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演变的中轴线,中国经济腹地之中心,两江交汇之中枢。这是支撑武汉枢纽地位的空间因素。从天时来看,武汉的每一步发展,都有支撑特定时代要求的发展要素。商代属于青铜时代,武汉周边恰好有铜矿。统一王朝需要漕运命脉,武汉恰好有辐射广阔的航道网络和码头资源。开放时代需要内陆开放门户,武汉恰好开埠,有通江达海的港航和门户资源。工业时代需要基础工业,武汉恰好在张之洞的主导下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当今时代,人类开始进入科技时代,武汉又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可见,武汉不仅是得中独厚,还得势独厚,得时独厚。这是武汉枢纽地位的时间因素。

　　从人和角度看,武汉人善于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占领发展的战略要地。东汉后期,武汉人就抓住汉江中下游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条件,劈波斩浪,开辟航线,发展商业,带动了商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形成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明成化年间以后,武汉人又抓住汉江改道机遇,大力发展汉口,促使汉口后来居上。张之洞更是抢抓洋务运动和卢汉铁路建设等机遇,大力推进武汉新政。辛亥首义,新军士兵抢抓机遇,在千钧一发之际打响第一枪,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一五”时期,武汉人民更是抢抓“武字头”项目建设机遇,将武汉建设成南方工业基地。可见,人和,乃是武汉枢纽地位得以确立的主观因素。第三,武汉枢纽地位是国家区域格局演变的产物,具有全局支撑。

　　历史上,武汉一开始并没有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枢纽,这是因为,不同王朝基于地域原因有不同的中心区域,如秦汉以关中为核心区,宋元明清则以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为核心经济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对于任何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都需要中部地区作为提供资源、兵员的经济腹地和人口腹地。从军事与国防角度看,中部地区既是战略腹地,又是战略枢纽。因此,伴随国家的整合和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从东汉后期开始,南方地区发展加速,到东晋南朝时期,荆扬二州开始成为国家赖以立国的重要基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地处两者之间的武汉,依托商业运输优势,获得快速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伴随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武汉的枢纽地位日渐凸显和日渐加强。可以说,洋务运动在武汉突破,辛亥革命在武汉引爆,中国革命在武汉转折,都是这种国家区域格局演变的结果。第四,武汉的枢纽地位是开放的产物,具有外源支撑。

　　武汉的枢纽地位并非仅仅依靠武汉自身努力达成的,相反,武汉是在开放中实现了枢纽地位的确立。武汉很早就具有开放性,殷人南进时,武汉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汇格局。当时,鄂东南已有越人,他们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先民;鄂西北有巴人,他们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殷人和周人则是汉语的先民,他们与苗瑶、壮侗、藏缅三个语族先民交汇,武汉能够接纳四面八方的文化气息,内陆楚地较早具有开放性。迄今为止国内找到的先秦时期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物证就出自武汉所在的荆州,即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玻璃珠。源自楚地的中西交流的“玻璃之路”比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了3~4个世纪。《梁书》卷50《海南诸国传?中天竺国传》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士谣俗,论具以事对”。时孙权都武昌,应该是在武昌接待大秦商人秦论。此外,史料记载,东晋时,印度商船曾经溯江而上经过武昌、夏口到达江陵。

　　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开放直接支撑了武汉的枢纽地位。“九省通衢”的地位是依托汉江和长江辐射九省而形成的,“天下四聚”的地位则主要依靠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的商人的开拓与创业。通过这种开放,武汉构建了幅员辽阔的市场腹地。从经济腹地来看,武汉直接是依托江汉平原,间接则是通过汉江和长江,依托中原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构建幅员辽阔的经济腹地。鸦片战争后,国家的外贸由广州一地的十三行垄断改变为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后,汉口与上海的黄金水道形成。特别是1863年江汉关开关,武汉开始进行直接对外贸易。直到1956年闭关,武汉直接对外贸易长达90多年,1980年恢复以来,武汉又具有了直接贸易的功能。这种直接对外贸易功能有力支撑了武汉的枢纽地位。

　　历史的训诫与启示

　　探寻武汉枢纽地位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确立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依据和坐标,更重要的是为了探寻历史的启示和训诫。历史的启示与教训很多,撮其要者:首先,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新的有利条件,要抢抓机遇。复兴大武汉,是时代赋予武汉人民的全局使命。当今时代,湖北需要大武汉。努力打造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两圈一带”区域总体战略、“一主两副”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四基地一枢纽”总体产业战略,都离不开大武汉的复兴。中部需要大武汉。从理论上看,任何一个区域的崛起,都需要核心增长区域的带动与引领。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中部地区核心发展极,需要形成强劲的对中部地区的带动功能。国家需要大武汉。伴随中国强国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宏观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武汉在这些变化中肩负着全局使命。武汉是国家经略中部地区这一核心经济区的枢纽。中部地区既是中国的经济腹地,又是基本经济区,未来将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核心经济区。武汉作为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将发挥经略核心经济区的枢纽作用。武汉是经略长江的枢纽。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长江是中国经济发展主横轴,是国运国脉所系,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枢纽城市,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构造中发挥枢纽作用。武汉是经略中国发展第四极的枢纽。长江中游城市群将是中国发展第四极,武汉是其中最大的城市,武汉应该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当前,要向武汉先民一样,抢抓机遇,肩负全局使命,加快复兴大武汉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程。其次,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提炼、凝聚和彰显核心价值。

　　从历史上看,武汉之所以具有枢纽地位,关键是因为武汉形成了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即国内市场枢纽。武汉先后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之一,全国工商业中心,这些都是依托国内市场。晚清武汉开埠以来,进出口贸易一度比肩上海,在全国各类口岸中多年位居第二,但主要是基于内陆农产品总汇市场的优势。进入20世纪以来,武汉外贸优势下降,内贸优势上升,成为中部地区商品流通枢纽。例如,1924~1937年间,湖北的对外贸易中,国内埠际转口贸易额超过直接对外贸易额的3.7倍。武汉的对外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间接对外贸易大于直接对外贸易。可见,国内市场枢纽优势是武汉的核心优势。

　　当今时代,武汉依然要以此为基点凝聚和彰显核心价值。从现实定位来看,国家需要武汉成为培育国内市场和构建国内市场体系的枢纽。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到2020年要建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国内市场主要集中在人口学意义上的“瑷珲-腾冲线”以东,在这个区域,武汉是地理上最为位置居中的城市,因此,武汉肩负着成为国内市场体系枢纽和支点的使命。从现有基础和优势来看,武汉除了具有“得中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外,更具有“九州通衢”交通物流枢纽优势和位居“两横三纵”枢纽地位的经济区位优势。基于这些优势,可以说,武汉具备独特的、别的城市难以复制的国内市场枢纽核心价值。可见,复兴大武汉的过程,本质上讲就是将武汉建成国内市场枢纽的过程,就是培育、凝聚、彰显和发挥武汉国内市场枢纽这一核心价值的过程。第三,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以培育产业体系为动力。

　　从历史上看,武汉枢纽地位的形成源于产业,兴于产业,枢纽地位的动摇,则是由于产业发展滞后。商代作为青铜时代,铜矿乃是国家战略资源,朝廷的国策之一是控制武汉周边的铜矿。这是盘龙城建设的产业基础。可以说武汉兴于产业。伴随“九省通衢”地位的确立,造船业、市场服务业也随之发展。但是,伴随内陆市场中心地位的确立,武汉被逐渐固化为“码头”,尽管张之洞督鄂时期培育了近代产业体系,产业并没有形成长足发展基础,形成了缺乏可持续产业支撑的格局。粤汉铁路通车后,武汉贸易下降,由于缺乏产业跟进,武汉的整体地位下降。由于缺乏产业基础,大量商品和物资也是“过境不驻”,武汉成为纯粹的过境贸易港口。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高速公路、航空运输的发展,黄金水道衰落,武汉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个中教训,可谓十分深刻。因此,产业发展支撑不足,是武汉一度衰落的深层原因。当今时代,要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加快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业强市,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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