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不立文字”的因缘探讨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4-04-17 16:4612

摘要：关键词：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中国传统 摘要：禅宗讲究不言，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究竟是什么让禅宗对语言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促使其将语言看空？本文从语言本身的局限、明心见性的需要、直觉思维的优势、与中国传统的契合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禅宗不立文

　　关键词：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中国传统

　　摘要：禅宗讲究“不言”，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究竟是什么让禅宗对语言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促使其将语言看空？本文从语言本身的局限、明心见性的需要、直觉思维的优势、与中国传统的契合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禅宗“不立文字”的因缘。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系列“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语言的改造。尽管在禅宗的发展史上,对“言”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除了在宋代产生的公案禅和文字禅外,其前后总体上都趋于一致,那就是对语言的怀疑,主张“不言”。

　　禅宗祖师们对拘执于文字的做法非常蔑视，他们将皓首穷经之人看成是“入海算沙”、“数他人宝”、“说食不饱”、“蝇钻故纸”，感叹其“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禅宗认为，“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在传经布道的具体做法上，他们则主张顿契内心，不落于名相与义理的纠缠，讲求“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强调语言的虚无，把对语言的怀疑推向了极致。究竟是什么因缘让禅宗对语言产生了不信任，促使其将语言看空，进而发展出“不立文字”的主张？

　　一、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容易造成意义的遮蔽，导致生命世界难以用言语来道断。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用以界定、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手段，而人类的认识官能对类的区分又总是模糊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不仅出现在人的认识和语言中，而且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性原则也告诉我们，不存在一个描述运动所依的绝对参照系。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人类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亦即模糊性。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不可能一览无余地把握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及其整个运动过程。这样，语言符号体系所标识的客观事物，都是经过了人类意识的反映和加工的，与客观事物本身势必会产生一定的距离。语言所显示的指义行为基本上是对直观事物的一种否定，一种减缩，一种变异。这就是说，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语言，必然会舍弃、省略对象本身的许多细节、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英国语义学派文学批评家恰瑞兹指出，意义确实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般说来，人们认识任何事物也总是脱离不开一定的情境。客观事物并不是孤立地呈现于人的面前，它总是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如时空、因果联系等)。而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中，往往舍弃、省略了有关的情境联系，这就必然造成接受方面在理解上的差异。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认知和学习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的迁移，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其中物象的“情境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按照格式塔心理学派的看法，情境关系甚至是决定认知的主导因素。因此，认识的主体性和选择性以及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特点，使语言同其所指事物本身特征之间必不可免地会留下“断裂”和“空白”。语言学家科齐勃斯基便曾以“地图不等于领土”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禅宗一派，早已深刻意识到了语言的高度局限。长期主张“文字性空”,反对用虚无的语言来解释禅法。他们认为在试图对生命世界进行阐发时，任何对象性的语言文字都是偏执的，语言所描绘的世界是平板的、有限的、确定的，而生命世界是立体的、无限的、活泼的。所以，禅师们再三申言，“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章摘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么处扪摸”。因此，在禅宗看来，任何运用概念语来“知解”般若的企图，都一定是“粗言”、“死语”，也一定是愚蠢徒劳的，一旦陷入桎梏，则本真的生命便抽身而去，萎顿而亡。在这方面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是僧肇的观点。他以“不真”故“空”的本体论为基础，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语言的局限性。“无相之体，同真际，等法性，言所不能及，意所不能思，越图度之境，过称量之域”，僧肇认为，这个“至虚无生”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见曰文言之能辩哉”，佛教的“真谛”根本无法用言词来界定，是超然于名称概念之外的。“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作为佛的到达涅槃之彼岸的最高智慧“般若”，也是常人不能用语言理解和把握的。甚至佛经自身，其宗旨也是言语不能企及的，“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妙绝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道越之空，非二乘所议。”僧肇认为语言本身和“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的世界一样，也是不可规定的。“有无既废，则心无影响；影响既沦，则言象莫测”，所以说了许多也等于什么也没说。“无有文字是真解脱也”，不说比说反而效果更好，在这样的认识论指导下，选择“不立文字”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人的本性具有般若智慧，禅悟是自我的般若智慧观照，是无需借助文字的。

　　禅宗认为真知本性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人皆有佛性，“明心见性”是不假文字的。借助于文字，非但无益于开悟，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事实上，佛教在中国经过数百年的传播，翻译的佛经及其注疏已经浩如烟海，而且往往文辞艰深晦涩，任何佛教徒即使耗尽终生，也难以穷尽佛典，更难领会其教义法理。如此一来，教人成佛的佛经反而发展为影响人成佛的障碍，导致试图解脱于尘世者却难以解脱于书本。在这样的现实窘境中，出身贫苦、没有文化的慧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佛教的转向：索性不借助书本，转而寻求顿悟。慧能认为，机械地照字背诵，依文解义，并不能真正获得真理。佛法不是推理的知识，佛法真理并不能透过佛教词语的理解、概念的分析来获得，而是要得益于个人的亲证，悟解义理的关键在于心悟。在慧能看来，真理是个人的、主观的，是具体的、活泼的，把真理客体化、抽象化、概念化，进而演变为文字论题，运用语言进行陈述，势必与真理相距甚远。“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他认为佛以及佛经是人心中自有的。经书文字的本源还是在人心之内，“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然能建立”。发现了这样的关系，“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认为与其念经成佛，不如顿悟成佛，而顿悟完全是独特的个体感受和直观领悟，不需要也不可能运用语言。于是慧能主张“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这就取消了语言的媒介作用。由此，慧能开辟了一种成佛的新途径：既不坐禅，也不念经，把包括佛家经典在内的一切语言文字形式统统抛弃，把依靠佛教的经典著述转向相信内心的主观顿悟。这一途径的开辟有力构建和完善了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

　　三、直觉思维的方式比假借文字的逻辑思维更能揭示内心深处的直觉体验。

　　禅宗深刻认识到逻辑思维的巨大缺陷和相对性正是造成人不能成其为自身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一天堑存在，人就永远无法在天地之间自然坦荡地生存，获得生命的圆融和自在。“明心见性”就是对佛我一如的发现，就是对本真的生命状态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不是逻辑思维可以做到的，因为逻辑思维习惯于借助语言、概念去进行分析。它在解决有关伦理、科学等问题上是成功的，但对于生命本来面目的呈现与把握方面却是无助的。因为逻辑思维把人从“与天地万物同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状态。通过语言、概念分析而得到的世界已不再是源初的生命世界了。所以，要发现自我的佛性，只能通过“悟”这种直觉思维的方式，而不能借助于文字传达的逻辑思维的方式。

　　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追求心灵超越的主观感受。禅悟就是要实现心灵的超越，超越知识、经验、理性、逻辑的主观体验，其内容或者说是自我本性的发现，或者说是本有佛性的显现，抑或者说是对佛教真理的彻悟，总之是对禅的终极理想的自我验证。从禅宗对语言世界的看法来看，为能体察到本真的生命状态，就必须对以语言、概念为特征的逻辑思维模式进行反叛，将信仰者引向对绝对、超越对象的思考。“不立文字”正是要打破逻辑思维的束缚，不受给定的框架、概念的影响。从而达到超理性、超逻辑性的无修之修、无知之知、无悟之悟，无得之得，实现不假文字而心领神会。从这一意义上讲，讲求“不立文字”成为禅宗破解逻辑思维追求直觉体验的必然选择。

　　四、“不立文字”既符合原始佛教的开悟精神，同时又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相一致。

　　“不立文字”一直是佛教的重要传统，禅宗将它的历史渊源一直追溯到释迦牟尼的“拈花微笑”的动人故事：

　　“世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佛祖所传的其实是一种至为宁静、祥和、美妙、安闲的心境，这种心境无欲无贪、纯净无染、坦然自得、超脱一切、与世长存，是一种“传法”、“涅磐”的境界，只能感悟和领会，不需要也无法用语言传达。而迦叶的微微一笑，正是因为他显现出法喜，领悟了该种境界，这种心领神会，也是不假文字的。

　　事实上，在印度佛教里，早就有了“言事道断，心行处灭”的说法，《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说法故，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在《维摩洁经》里记载的维摩居士面对提问、无所答话、默然而立的故事，也典型地表现了佛教不假文字、法靠心解的传统：

　　“…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题，是为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语。文殊师利叹曰: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是佛教既有的佛法精神。在印度佛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言无说，无示无识”是它早已形成的传统。禅宗“不立文字”的方法则是佛教自身合符逻辑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与佛教本身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同时，禅宗“不立文字”的主张正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吻合，这就是老庄玄学中的“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的东方智慧。《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谓:“至则不论，论则不至，辩不若默，道不可闻”，“所以论道而非道也”。老庄都认识到作为最高境界的“道”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因此只有“得兔忘蹄”、“得鱼忘荃”，抛弃语言的障碍，才能把握至高的境界。随后魏晋玄学则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老庄的传统。王弼曾就言、意、象三者关系做过较为详尽的说明，其主要精神就是要破除语言文字的对象化、固定化。主张只有将语言文字看作工具、媒介，才能“得意而忘言”。在精神实质上，这种思想方法与禅宗“不立文字”的禅法是一致的。由此可见，禅宗“不立文字”的主张能够在中国得以发展是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的。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在中国繁荣兴盛，是各种因缘会合的结果。首先是语言对生命世界难以道断的局限；其次是明心见性讲究自我智慧的关照；再次是直觉思维在揭示生命体验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些现实让禅宗选择了不假文字来传法的方式，这是“不立文字”形成的“因”即内因。此外，这种“不立文字”的方法正好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它提供了生长繁荣的肥沃土壤，这是“不立文字”形成的“缘”即外因。正是因缘和合，内因外因共同作用，成就了中国禅宗“不立文字”的独特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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