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进展与展望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9-17 11:0412

摘要：摘 要：自2000年我国第一次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北京展开，此后的20年间我国学者对生活垃圾分类研究领域的关注不断提升。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进展与特点。国内研究成果根据研究方向的

　　摘 要：自2000年我国第一次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北京展开，此后的20年间我国学者对生活垃圾分类研究领域的关注不断提升。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进展与特点。国内研究成果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将其分为经验学习型、术业专攻型、政策改良型、问题深挖型四类，并指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一是过于依赖政策等宏观因素;二是多限于定性分析层面。今后应当更多运用定量手段开展相关研究，判断我国不同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所处阶段。

　　关键词：垃圾分类 国内外 对比 研究进展 发展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加速推进。从2019年7月1日开始实施强制性生活垃圾分类的上海市，到2020年底前需启动该项工作的第一批共计4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全国多地陆续进入了垃圾分类“强制时代”。这一过程中，便需要更多可适用于全国各地方的研究成果来支持垃圾分类各项工作的开展。而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完全满足这一迫切的需求。

　　1 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进展

　　1.1 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概况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要早于我国。国内关于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尚鲜有相关研究，21世纪后才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从输出数量上看(见图1)，我国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研究热度自2007年开始稳步上升，2017年以来更随着试点政策的收紧与试点范围的扩大逐攀高峰。

　　而西方学界对于生活垃圾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无害化处理(20世纪70年代)、源头减量(20世纪80年代)、资源化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3个阶段。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且纵向推进较快。

　　从输出质量上看(见图2)，国内垃圾分类相关研究的质量逐年于跌宕中前进。20年来我国高质量研究成果占比较小，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仅就中国知网搜索结果而言，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文章数总计达10048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有924篇，占比仅为9.2%，且其中大部分为近几年研究成果的贡献。

　　1.2 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进展

　　1.2.1 国外生活垃圾分类研究进展

　　与国内研究相比，西方学界的研究起步较早，在方法论上更为成熟，善于将模型与生活垃圾分类研究相结合，进行定量表征。这些模型方法广泛应用于研究环境意识、政策因素、经济水平等多个方面，许多典型的应用实例值得学习。在衡量政策因素对垃圾分类影响方面：学者Starr和Nicolson基于跟踪调查13年所获得的大量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垃圾分类政策的累积效应;而学者Wan等基于只有较小居民样本的事实，采用结构方程对政策性因素进行分析。在综合性考量影响因素方面：学者Pakpour等应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对伊朗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于得到广泛应用的回归模型大类，层次回归模型在这方面应用较多，其他类型的回归模型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如学者Crociata等在研究地区文化因素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鉴于因变量为二元变量，故在研究中采用Probit回归模型[1]。

　　1.2.2 国内生活垃圾分类研究进展

　　根据国内学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可大体将该领域的研究分为以下4类。

　　(1)经验学习型。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起步较晚，区域差异明显、人口众多，再加上缺乏相关实践经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自2000年来在全国缓慢推进，却一直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全面的垃圾分类，经过近50年的实践与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效，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于是，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历程，以期从中探寻国内生活垃圾发类实践的方法。

　　在讨论政企角色方面，主要集中于日本和瑞典两国，且一般认为后者的效果优于前者，是我国更加长远的目标——瑞典主张经济理性主义，充分使用了经济手段激励垃圾分类前后端的实施，政府只需承担规划与信息支持，实现了居民在家进行垃圾分类;而日本主张行政理性主义，政府部门需负责收集，回收处理交于企业，居民负责前端分类，故还是以较为原始的路边垃圾收集系统为主流[2]。因此认为经济理性主义较行政理性主义在垃圾分类中更为有效。在学习立法经验层面，美国、德国、日本3个国家于20世纪60、70年代便颁布了废弃物回收利用相关法，此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许多学者通过国内外相关立法的对比，总结出了发达国家生活垃圾分类与管理立法的突出优势。此外，随着近几年超一线城市垃圾试点的探索，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与管理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经验总结，主要对北京、上海、广州垃圾分类试点的开展情况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知网检索核心期刊为例，直接主题为上海市垃圾分类的研究有37篇，北京市垃圾分类成果有25篇，广州市相关研究有19篇。

　　然而，毕竟各国国情不同，我国不同地域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万能模式。我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垃圾分类的历程中还需勇于创新，历经漫长曲折的探索。

　　(2)术业专攻型。

　　这部分学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国内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献计献策，涉及社会、经济、市场、管理、心理等不同领域。如在技术方面不断攻克难关：任越等学者通过生物酶液化法与自动分选系统相结合，研发出一种全自动全组分分类的生活垃圾末端处理技术，该技术可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率90%以上[3]。在管理指标选取上提出新思路：于娟等学者基于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通过借鉴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从静态系统到动态系统的构建发展过程，提出了允许动态更新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4]：从心理层面出发助力垃圾分类：陈绍军等学者基于对2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影响垃圾分类的首因，进一步探究成因并提出了对策[5]。

　　各学者对于各个影响因子分类研究已具有一定深度，相应成果也有很多，但从整体上统筹解决一个区域垃圾分类如何实施的问题还是较为困难。

　　(3)政策改良型。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开端与前进之路都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号召与指引。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这一层面最需从宏观上进行总体把控，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发表自身思考下的最优方案。如谭爽等人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角度出发，以我国27个垃圾管理议题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了促进合作成功的三大路径：“目标契合型”“内力支撑型““外因驱动型”[6]。如张英民等人认为对于生活垃圾的管理要做到“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应当转变职能，将生活垃圾的处理工作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承担政策制定与監督管理的职责，从而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问题[7]。

　　学者们所提出的管理政策或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或涉及某一试点城市，政策的制定思路或宏观或具体。然而即使明确了各方主体责任，若没有完整产业体系长期运作来支撑，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也无法发挥生生不息的活力。

　　(4)问题深挖型。

　　20年来国内生活垃圾分类多次尝试试点却并未获得理想成效，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一困境，并从深层次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如孙鹏等人从马克思商品流通和产权理论的原理出发分析问题，认为生活垃圾虽存在潜在价值，但尚未形成生产资料，故其产权具有复杂性。进一步从物质转换的视角分析垃圾分类与回收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的绿色流通循环中的重要性，发现这一过程中存在“产权游离”的现象遏制了消费者主动分类回收的积极性，是造成生活垃圾回收处置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故认为需通过一定的“价值添附”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融合[8]。当学者们深刻意识到垃圾分类问题并非是纯粹由政策力度所决定的问题，而也受到多方面客观规律约束时，这预示着一个关键的认识觉醒。

　　然而，对于单个问题研究得透彻，却尚未能提出一套适用于我国不同地区、整体可行的方案。

　　推荐阅读：“PPP”模式下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的改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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