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中语言水平数据的测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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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 要 语言人口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使用上一般借鉴人口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其基本方法是进行大规模调查;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来自人口普查和大范围调查。尽管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调研中，与语言相关的普查和调查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

　　提 要 语言人口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使用上一般借鉴人口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其基本方法是进行大规模调查;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来自人口普查和大范围调查。尽管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调研中，与语言相关的普查和调查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方法论基础尚未得到系统评估。人口普查机构在将社会语言类专题纳入调查问卷时，会根据需要采用专门测定手段，但他们很少描述这些手段是如何开发出来的。人口普查中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会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问题形式或答题方案，这些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使普查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都受到质疑。本文旨在研究人口普查中有關语言水平测定问题的设计和措辞方式对受访者的影响，案例来自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对于爱尔兰语的一系列普查。本文的分析借鉴了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不过也基于近年来调查方法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发展，对前人探讨范围有所扩展。

　　关键词 语言人口学;调查方法;语言水平问题;人口普查;爱尔兰

　　《语言科学》(双月刊)创刊于2002年，是由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术刊物。办刊方针：追求卓越、体现多元、走向国际。

　　一、引 言

　　语言人口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一般借鉴人口学(Rallu，Piché & Simon 2006)、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并采用这些领域的成果和数据。作为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方法是进行大规模调查，而非像民族志那样进行参与式观察。该领域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来自人口普查和大范围调查，而这两种数据采集方法密切相关，两者都追求：(1)标准化的测定方法，即对所有受访者采用相同的调查方式以确保所有个体的信息具有可比性;(2)广泛覆盖目标人口(如人口普查)及该人群可靠的、有代表性的样本(抽样调查)(Fowler 2014：3)。尽管人口覆盖率有所不同，但典型的人口普查问卷与一般情况下邮寄调查和网络调查中使用的自填问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这一点在当前社会学文献中也是得到认可的(例如Dillman(2000：288～322)“政府实施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一章)。

　　采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之中的语言(有时也称为“人口语言学”)时，语言普查或语言调查中对语言水平的测定，一般被作为一个因变量予以考察，要考虑源数据中所有的社会人口变量背景(de Vries 1990)。在社会语言学文献中，对于语言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分析主要属于费什曼所指的“宏观社会语言学”(Fishman 1985)或“全局社会语言学”(McConnell 1997)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接触和语言传播、语言维持和语言更替以及语言规划。上述研究已产生了大量与语言相关的数据，覆盖了很大的地理范围，而且其中有部分也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

　　尽管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调研中，与语言相关的普查和调查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方法论基础尚未得到系统评估。De Vries(2006：61)曾有总结，认为关于在人口普查中如何针对语言情况设计问题仅有“少量的”“分散的”和“难以获取的”研究。正如Starr(1987：7)多年前所述，虽然人口普查在人口统计研究中“经常被用作一种分析手段”，但其本身“很少成为分析的对象”。这一情况至今没有改变。

　　本文认为，人口普查机构在将社会语言类专题纳入调查问卷时，会根据其需要采用专门的测定手段，但他们很少描述这些手段是如何开发出来的(Heath & Martin 1997：71)，Bulmer(2010：220)将其称为简单的“操作定义”，相关解释只是将普查问题中有关的表述重复一下。在与语言相关的人口学研究中，对于诸如语言水平等关键的社会语言学概念，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测定手段。该领域的文献中常会探讨由于不同的表述方式、问题形式或答题方案所带来的问题(例如Stevens 1999;Jones 2005)。正如Heath & Martin(1997：85～86)讨论一般性调查研究时所指出的，本文认为需要对近年来人口普查中采用不同测定方法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包括所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后的人口普查研究提供指导。

　　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人口普查中有关语言水平测定问题的设计和措辞对受访者的影响。不过，单篇论文的篇幅无法涵盖所有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无法考察全部现有数据。本文仅讨论一个社会语言学概念，即语言水平的普查手段，案例来自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对于爱尔兰语的一系列普查(? Riagáin 2018一书对本文提出的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讨论)。

　　本文的分析借鉴了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不过基于近年来调查方法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发展，对前人探讨范围也有所扩展。

　　二、人口普查中对语言数据的早期考察

　　人口普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调查形式(Hakim 1985)。尽管早有先例，但现代形式的人口普查大多始于19世纪初(Baffour，King & Valente 2013：408)，主要是为了向政府提供可靠和准确的人口规模及地理分布信息，当然也包括其他人口和社会经济信息。早在19世纪中叶，人口普查问卷就开始纳入有关受访者语言的问题(例如Lieberson 1966;Kominski 2012;? Gliasáin 1996)。目前，在官方人口普查中列入语言相关的问题这一现象已较为广泛，尽管还并不普遍。Christopher(2011：536)对71个英联邦国家或曾属英联邦国家的人口普查进行了调查，发现有37个国家(占52%)纳入了一个或多个关于语言的问题。这37个国家包括英国、爱尔兰、印度、南非和加拿大等。美国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纳入语言问题已有一百多年历史(Stevens 1999)，苏联所有的人口普查都包括关于“母语”和“其他语言”的问题(Silver 1986)，而大多数后苏联国家和独联体国家都延续了这一做法(Silver 2001)。

　　对人口普查中的语言数据进行批判性分析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文献中有一些论文讨论了人口普查和大规模调查中收集语言相关数据时所遇到的方法论问题(如Lieberson 1966;Fishman & Terry 1969)，但在那之后对这一主题的探讨相对较少，且分散在多个学科领域(de Vries 2006：616)。尽管现有研究关注的范围相对较小，我们仍可以总结出几种不同的研究策略。

　　第一类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只是对一些国家的人口普查问卷进行分类和比较——通常是以列表形式对比——以展示人口普查所涵盖的社会语言学话题(例如Courbage 1998;Poulain 2008;Christopher 2011)。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而且确实涉及了普查问卷的内容;但其主要感兴趣的是普查问卷中纳入的社会语言学话题，并不是所使用问题的措辞和形式。

　　第二类研究也主要是描述性的，不过其重点已不是所涵盖的话题范围，而是问卷中问题的细节。此类研究中有不少是对历年人口普查语言问题的措辞和形式变化的追踪。由于这些研究更为具体，因此其比较的范围相对第一类研究要更小，往往仅限于一个国家的普查数据。例如，Stevens(1999)描述了20世纪美国人口普查中语言问题的变化。Higgs，Williams & Dorling(2004)则回顾了之前50年英国人口普查中有关威尔士语问题的变化。Chiswick & Miller(1998)对美国和加拿大人口普查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比较，不过这类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语言普查问题以及普查数据进行的比较相对少一些。

　　第三类研究与本文最为相关。这类研究通常在普查前或普查后采用大规模调查获取语言数据，以印证人口普查中语言问题的调查质量。他们先使用普查问卷中的问题对随机选取的受访者进行提问，然后根据其回答追问更多有关语言水平的问题。研究者拿使用普查问题获得的数据与随后补充问题获得的数据进行关联比较，以揭示受访者如何理解普查问题;也有研究对这一设计进行扩展，要求受访者完成一个或多个语言测试，将其得分与普查答案进行对比(相关案例可见Fishman & Terry 1969; Kominski 1989;Chiswick & Miller 1998;Siegel，Martin & Bruno 2001)。此類研究的一般结论是，“普查中语言问题与后续相关问题的答案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Kominski 1989：4)，Chiswick & Miller(1998：883)证明具有“高度一致性”。换言之，语言普查数据虽然并不完美，但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据为全国人口的语言水平提供了有效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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