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法律生态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7-10-17 15:0912

摘要：这篇民族文化论文发表了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法律生态，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承载着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生产性、竞争性和生存性的难题，打造更纯净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价值生态、安全生态和格局生态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

　　这篇民族文化论文发表了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法律生态，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承载着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生产性、竞争性和生存性的难题，打造更纯净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价值生态、安全生态和格局生态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民族文化论文,文化产业,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的产业化聚焦了人类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共享内容融合的理性思考，具有人类共同文化记忆载体的功能，实现了精神成果的内涵和外延拓展。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些物质和精神文化包括技能、经验、知识、认知等资源。民族文化聚集的载体形式赋予了文化产业越来越凸显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的具有经济潜力和价值渗透力的重要途径，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轮”。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其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而成为战略性指向目标，为新兴市场的培育状态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在民族文化生成的过程中，通过文化持有者特殊的记忆路径，形成了具有本民族表征的文化指向，最终以产业的形式予以体现，即民族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产品的样式和功能可以被复制，但产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不可以复制，而且不可复制的这部分成果在整个产品中占绝大部分价值。因此，从文化产业的产品属性角度看，基于各民族成员长久以来生成的“文化地图”只能模仿而无法复制，这就为具有产权的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了产生更高附加值的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产品自身的价值评定。在现有环境下，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如下特点，决定了政策设计和制度完善的必要性。首先，56个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交织碰撞，产生了无数的民族文化瑰宝，在资源和形态方面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其次，在长久的地域性和群体性生活过程中，民族文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存条件，并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排他性的特点。

　　最后，作为民族文化产业核心的民族文化，不同于现代知识产权法保护下的作品或产品，这是一种基于少数民族群体长期生活的集体智慧和结晶，不能将其以个体生成物的形式作简单的归列，需要以特殊的制度体系或法律规制予以呵护，特别是亟需解决存在着的制度缺位、立法层次低、保护性举措不足等问题，方能实现民族文化产业的不断融合与扩张。

　　当前，我国民族文化产业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兴文化产业市场的加入和成长，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而言，无疑增加了新的任务和内容，我们也无法忽视其发展过程中的法治缺位和资产化生产不足等问题，会导致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的当然受益者利益受损。由于民族文化产业特殊的形式和发展理路，不能简单地以或传统或现代的法治视角处理其中存在的诸多链条性问题，需要通过制度手段优化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生态系统，为我国文化自信提供传统性禀赋基础，助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此，立足于民族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从法律维度的视角形成思维的生成、制度的建构、模式的优化等，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成功的经验，深入探究我国民族文化产业法律规制的过程，提出切实可行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法律生态思考，帮助中华大地上那些古老的文化经过创新后不再孤寂，让那些即将没落和消失的优秀文化再现生机，打造更纯净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价值生态、安全生态和格局生态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思维的生成：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价值生态

　　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思维，彰显着告诉行为人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以及如何为的逻辑起点，通过引导人们恪守非人格化权威实现由感性变成理性、恐惧变成宁静、无序变成有序的认同性转变。当然，就法治本身的意义来讲，法治思维是基于多维度价值和利益平衡后的合理性抉择，要求对所面临的事物表现出应有的尺度，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基础上保证实体正义，最终彰显各方的共赢。[2]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对于文化产品本位的法治审视和维护是保证其获得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尤其是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各利益主体的创新能动性，推进民族文化产业的承传与发展。

　　但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产业普遍存在着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基础性保障，文化品牌的利益价值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凸显性不强，致使通过文化进行整治利益放大的效应性尚未成为重要筹码，影响了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面对上述情况可以发现，生成强化民族文化产业的品牌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法治思维，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尊重文化的内生价值，是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置于国家整体的法治规范之中成为亟需和必然。因此，民族文化产业在定位方面无论是注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效能还是追求世界普遍意义的政治影响，都需要通过法治的建设确认其应有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功能。而这种确认的首要环节就是营造尊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的法治思维，彰显价值生态性。首先，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普法手段实现法治观念的普遍增强。各民族的法治观念和认同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不可千篇一律。

　　应依据各民族已有的丰富习惯和民间法引导各族同胞尊重彼此的文化操守，引导各族同胞形成实质性的法治信仰和敬畏，并对已有的民间法在继承、改造和利用基础上选择用之或弃之，增强民间法中的现代法意识内涵。其次利用已有的普法战略作为实现法治思维培育的主阵地。我国通过五年普法规划战略，取得了国民在法治思维和素养上的巨大提升，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愈加浓厚，公众的法治行为愈加规范，这是正向行为的应然结果，无论是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应该具有望法治而生畏，敬法治而止步的态势，尤其是需要继续对民族文化产业管理者、经营者、参与者开展法治教育，形成普法工作的接续性。最后，在涉及可预期的经济效益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方面，要注重其后续的产权尊重意识培养。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现代文化的资源挖掘呈现出遍地开发的局面，民族文化产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此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让人印象深刻。例如，桂林打造的《印象•刘三姐》，丽江打造的《丽江印象》，开封打造的《梦回大宋》等舞台剧或山水剧，既让观众亲身感受一方水土或特定历史时期的悲欢离合，又提升了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附加值，是一种民族文化产品创新的代表性表现方式。通过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可以发现，初期高成本与再生产低成本的特点十分明显。所以，在打造这些高品质民族文化产品时，开发方要承担着巨大的前期投入和可能遭遇的失败风险。

　　一旦失败则血本无归，但一旦成功，不仅带来巨大的物质回报，更会引来无数的效仿者趋之若鹜，使得产品的复制意愿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所要表达的初衷，严重损害了本位文化产品的利益。[3]所以，如果能在某个民族文化产品形成价值优势和效应后，保护其原创性和原始创意一直优秀而不因被过多模仿和借鉴失去应有的价值创造潜力，必然刺激更多的文化主体从事创新性活动，也必然能够成为培育民族文化产业法律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对此，应该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增强民族文化产品研发企业和研发人员的产权保护思维，规范全社会的创新性模仿和借鉴的张力与尺度，最大限度保护原创产品的利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帮助我国民族文化产业一直处于现实经济效益的经济运行模式中。[4]

　　二、制度的建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安全生态

　　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专利、广告、新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公益文化事业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201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发展特色产业的7项主要任务，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针对特定类种文化所发布的指导意见，对于促进我国特色文化产业和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区域合作机制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很多制度性内容尚处于探索阶段，而且多停留在政策、规划等规范性文件上，相应的配套性政策和规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能，与上升至法治层级尚存在较大距离。实际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对于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耐心和恒定的要求极高，需要将各项政策转变成稳定的法律规范系统，注重梳理以“激励—约束”作用机制取代“全面管理”的立法指导思想，这是维护民族文化产业始终处于安全体系的根本性保证

　　三、模式的优化：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格局生态

　　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论是哪一种文化样态，都承载着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重大使命。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行为即民族文化产业的主导模式，是决定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的关键，也是构建民族文化产业培育的格局生态的重要一环。必须结合本地实际优化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模式，确立主导主体，形成符合具体实情的有效格局。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惯性政府主导模式导致了文化市场的自我调节和竞争能力弱化，极大地阻碍着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此，政府要充当“运动员”而非“裁判员”的角色，要担当“服务者”而非“管理者”角色，既不急功近利又要有所作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性干预。

　　这种转变需要在政府和市场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宏观法律机制，寻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有效协同，避免出现市场的过度保守或过度自由状态。[8]具体而言，政府要通过制度设计和舆论导向，主动引导财政金融杠杆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积极地促进金融体系全面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全社会各部门联动自觉地为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服务，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合理化效益化发展创造有益空间;要立足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结合文化资源的动态、非独占和可再生等属性，注重文化资源归属权的保护和使用。同时，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文化资源不断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过程。

　　在这一方面，应采用行政命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民族文化产品中，使占领意识形态主动权形成于无形之中;坚守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强调文化建设中的公益性使命，加快政府由过去“办文化”转向“买文化”转变，实现各类文化生产研发企业的井喷式发展;政府要高度重视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诉求，引导民族文化企业生产重视市场需求量大、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价值增值的文化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通过政府的资源整合，重点培育一批民族文化企业，强化文化的品牌效应，这是实现我国民族文化产业跨越式发现的有力举措。[9]综上，民族文化产业是一种因传统而生成的创新性实物，承载着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宿，也是各民族在观念形态整合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性认知，需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保护之架构。在这种保护架构形成过程中，法律制度、政策法规体系是维护民族文化产业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净化民族文化生存发展时空背景的基础性规制。

　　参考文献：

　　[1]李滔.“一带一路”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法律保障[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6)：9-13.

　　[2]汪永清.法治思维及其养成[J].求是，2014，(12)：34-36.

　　[3]陈开来.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法律保障研究[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4-69.

　　[4]朱应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向创意产业的转型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2)：171-174.

　　[5]郑维炜.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2，(3)：23.

　　[6]李海央.促进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思考[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90-92.

　　[7]李颂华，蔡书芳.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法律保障机制研究[J].人文天下，2015，(6)：65-68.

　　[8]张军.文化产业法律制度的困惑与思考[J].理论月刊，2011，(12)：114-117.

　　[9]徐鹏.我国文化产业振兴中的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3，(9)：135-139.

　　作者：唐一力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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