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降本增效让利实体经济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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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本文基于67家样本城商行20092018年的财务数据，从盈利增长的驱动因素视角对城商行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城商行如何在降本增效过程中提升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实体经济 盈利能力 驱动因素 城市商业银行

　　摘要：本文基于67家样本城商行2009—2018年的财务数据，从盈利增长的驱动因素视角对城商行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城商行如何在降本增效过程中提升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实体经济 盈利能力 驱动因素

　　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的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尤其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体娱乐、旅游业等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企业的营业收入明显萎缩。对此，2020年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城商行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在合理让利实体经济中理应发挥积极作用。

　　城商行盈利能力状况分析

　　客观地讲，自2009年以来，城商行的整体规模及市场份额都出现较大提升。银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城商行的资产规模从2009年末的5.68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末的34.35万亿元，市场占比也由7.20%提升到12.80%。然而，就盈利能力而言，城商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拉大，二者的资产利润率差距由2014年的0.18个百分点拉大到2018年的0.26个百分点。因此，尽管有后发优势一说，但发端于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先天存在网点、渠道、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弯道超车”。尤其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监管政策红利逐渐消失、金融业竞争日益加剧等新形势下，支撑城商行快速发展的资本、人力、创新等要素更加稀缺，城商行盈利能力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城商行应该具备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反哺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与银行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城商行盈利能力问题的本质是资金、财务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间的配置效率问题。因为不同的资源配置构成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而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越高效的业务理应获得更多的要素资源配置，从而带动城商行整体盈利快速增长。这种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间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城商行的利差收入、非息业务收入对其利润增长的不同贡献，除了正向的产出外，还有负向的产出，包括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推动业务所需要的成本及费用等，这些都会消耗城商行的利润。因此，进一步剖析城商行利润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识别推动城商行盈利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善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对于推动城商行合理让利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城商行盈利增长的驱动因素解析

　　基于2009—2018年我国67家城商行的数据，笔者按照规模、净利差、非息业务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五个部分将净利润增长进行分解，剖析这五部分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图1所示。笔者通过分析图1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长期大幅拉动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规模因素从2017年开始弱化，叠加利差因素贡献由正值转为负值，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从2015年开始明显弱化;相比之下，随着非息业务的发展得到城商行的重视，其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一直较为稳定，多数年份的貢献率为10个百分点以上;而随着城商行成本费用管控能力的提升，成本及费用对净利润的负向拉动作用一直在弱化;伴随着资产质量的下行，城商行的不良资产管控压力加大，近年来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规模不断增加，资产减值损失正逐步成为消耗城商行利润的主要因素。

　　第一，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作为国内商业银行传统的收入来源，利差收入一直在城商行收入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67家样本城商行近10年的净利息收入占比为76%以上。而维持高利差收入占比主要通过不断扩张资产负债规模来实现。实际上，在利率管制的政策环境下，存贷款利差会保持相对稳定，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是城商行增加利差收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随着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开，城商行可以通过做大资产负债规模，并通过以量补价的方式保持利差收入规模。因此，我国城商行具有强大的动力去扩大资产负债规模。以资产规模为例，近10年来样本城商行以22.4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扩张规模，其中有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笔者通过对净利润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这种规模高速扩张的背后是规模对净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即便这种作用在弱化，在净利润增幅降为负值的2018年，其规模也拉动净利润增长8.91个百分点。

　　而样本城商行的整体净利差在2009-2011年实现短暂攀升并达到顶点后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之后开始步入快速下行区间，直到2018年才出现略微提升。城商行净利差的变动与净利差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趋势基本一致。2010年及2011年，样本城商行的净利差对净利润的增长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其中，2010年的拉动作用大于规模贡献率，表明样本城商行通过改善净利差显著提升了净利润增幅;2011年样本城商行整体净利差较上年度提升了18个基点，与2010年51个基点的提升幅度相比明显偏低。当年净利差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6.37%。而伴随样本城商行整体净利差的回落，净利差对净利润的增长开始产生明显的负向拉动作用，尤其自2015年起，净利差开始明显拉低净利润的增速。净利差叠加规模贡献导致利差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自2012年起明显减弱，至2017年降至个位数，虽然2018年因整体净利差的回暖，其贡献率有所提升，但整体下降趋势明显。

　　第二，随着非息业务收入在整体收入结构中重要性的提升，非息业务收入对城商行净利润增长的贡献愈发明显。近年来，城商行大力拓展非息业务，非息业务收入整体保持较快增速。2010—2011年以及2014年的非息业务收入增速均超过50%。2015年、2016年、2018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2%以上，非息业务收入在整体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由2009年的12.07%提升至2018年的23.38%，尤其是2014年以来整体非息业务收入占比快速提升。在非息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的三个年份里，其对净利润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18.77%、17.80%以及15.41%。与生息资产规模及利差贡献的大起大落相比，非息业务收入则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这种态势在城商行整体净利差快速下滑的2014 —2018年对平滑净利润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当年利差收入对净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由2016年的30.07个百分点断崖式下跌到7.06个百分点，受益于非息收入对净利润增长7.69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当年整体净利润增长率仍然达到10.89%。城商行非息收入对整体盈利水平的拉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城商行打造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方向，尤其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商业银行整体利差不断收窄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下，非息业务发展对于城商行的战略价值将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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