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制度优势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 要： 百年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实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设计，工业化的制度设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前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萌芽、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化制度的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制度的完善四个阶段，形

　　摘 要： 百年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实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设计，工业化的制度设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前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萌芽、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化制度的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制度的完善四个阶段，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以政府和市场为“干”、以多种企业类型为“茎”、以城乡发展等体制为“叶”的工业化制度构成，展现了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革命性、创新性、包容性和执行力。这一制度体系在新时代工业强国的实践中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工业化; 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

　　工业化对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世界强国，其强大国力均由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而确立，中国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的合理设计，中国的工业化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工业建设实际，经过长期的工业实践与探索逐渐形成的。

　　一、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百年历史沿革

　　(一) 新民主主义之前中国工业的萌芽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起步于清末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从而创办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企业，包括轮船、电报、海军、纺织等，但这些企业仍局限于封建制度设计的笼子，无论是官办、商办，还是官督商办的形式，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无法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因此无法获得长久发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因西方各国陷入战争而无暇顾及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遇，导致中国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但很快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及商品、资本输入的冲击下不堪一击，没有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基础工业产业。可以说，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模式下，中国工业化道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工业发展始终处于初级萌芽状态。

　　(二)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

　　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关键，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的土地革命上，借助农村农民的力量以获得革命成功的最大动力，对于工业发展则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针，“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1]1077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工业，基于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的事实，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循序渐进地建设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081允许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并存，使各种性质的工厂企业有了合法存在的基础，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逐步使中国人民的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起步积累了经验。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很低，为改变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中国的工业发展仿照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2]99毛泽东指出：“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2]99基于国际国内环境制约，1949年至1978年我国仿照苏联采用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真正开始起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的形成期，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时期，这一时期计划发展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工业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亦呈现计划性特征。“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3]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投资都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安排，便于国家集中建设资金优先保证重工业的发展。这种计划性的管理体制对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实用有效的，它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建设。1957年下半年开始，极“左”思潮打断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持续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演变为以“大跃进”为标志的赶超模式，“以钢为纲”等口号成为工业化发展的主流，但工业发展道路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其计划性特征尚未改变，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发展的这一指导思想才彻底转变。总體来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工业化制度设计呈现高度的计划性，无论指导思想如何变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主旋律未曾改变，以国家计划为蓝本，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分配，直接掌控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其他企业则实行计划性的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以保障工业建设和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进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当强的工业基础。这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障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基础资源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中国工业化开始真正起步。

　　推荐阅读：工业园区的环境治理如何优化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lig/21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