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经济结构非农化与投资率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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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投资率，资本形成在产出中保持了很高比重，并且呈上升趋势，很多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现象，东南亚等地区的新兴国家表现尤为明显。结合我国1996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资率的变动与经

　　摘要：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投资率，资本形成在产出中保持了很高比重，并且呈上升趋势，很多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现象，东南亚等地区的新兴国家表现尤为明显。结合我国1996—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资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资本积累和经济结构非农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投资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性变化，这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从地区来看，大部分省份的投资率进入了随着资本积累而下降的通道，积极扩大投资的政策取向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反而可能会使其丧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窗口期，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同时警示中西部省份要切实转变发展思路，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要更加注重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

　　关键词：资本投资率;经济增长;投资驱动;资本积累;经济结构非农化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57年，是内蒙古高校中创办较早的学报，也是内蒙古创办较早的科技期刊。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很长时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投资率，资本形成在产出中保持了很高比重，并且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建国后20年里，中国的投资率大多在30%以下;在70年代初期大幅跃升至30%;改革开放后，投资率又进一步提高，到2003年后一直保持在40%以上，近年来保持在45%以上的高水平。与投资率在波动中上升相对应，消费率则逐步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消费率还在65%左右，之后在波动中呈下滑趋势，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下降到50%以下。很多国家在工业化中的投资率变动也有类似情况。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加速推进，与此同时投资率也有所上升，这在东南亚等地区的新兴国家中表现尤为明显。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投资率也是如此，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有所上升，而且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后投资率又明显下降。

　　上述事实似乎表明，投资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动是有规律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高位水平，那么增加资本投入以实现资本升值便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该经济体的投资率上升。反之，若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较低，资本就会配置到其它领域获得更多收益，如将资本输出到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开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获利，本国的投资水平下降。不考虑资本回报率的高投资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即使外部力量在短期内可以推高投资率，但这也只是短期的表现，从长远看投资率最终将回归到与资本回报率相一致的水平上①。然而，如果资本回报率是高投资率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拥有更高的投资率?是什么因素推动发展中地区投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性变化?

　　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明晰这一问题，有利于理解中国高投资背后的故事。实际上，以东亚、东南亚等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投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杨(Young)较早地指出东亚的新兴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生产率增长并不突出②。克鲁格曼(Krugman)甚至将东亚、东南亚各国与苏联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国家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缺乏效率提升，是不可持续的③。他们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偏重要素投入的基础即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资、低消费的事实，其观点似乎预示了中国持续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将回归平庸，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掀起了对中国低消费、高投资问题的讨论热潮。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关系到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阶段的重大问题，这一讨论进一步延伸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研究发现，经历了改革初期较快提升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明显下降④。有的学者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测算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资本积累⑤。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投资驱动型或粗放式的⑥。有学者提出反对观点，认为即使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但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也不容忽视，资本积累具有动态效率，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驱动型的发展方式⑦。还有学者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提出质疑，认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很多测度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测度不准确⑧。

　　另外，有的学者辨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异同，指出技术进步包括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前者与优化资源配置和效率改进有关，后者则附着于资本设备，但相关研究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只包含中性技术进步，忽视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从而低估了中国的技术进步⑨。也有学者根据这一设想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确存在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⑩。这些分析视角开阔，对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学术界对中国的投资率是否过高、投资和消费是否失衡问题的讨论并未形成一致观点。

　　不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是要素驱动型的，学术界基本上认同资本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并且物質资源消耗极大。这种高投资、低消费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发展方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思，一些学者对中国的高投资水平形成的原因展开分析讨论，有的强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认为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投资和消费特征，这种变化使投资和消费呈规律性的变化{11}。城镇化也被部分学者强调，认为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消费和投资的特征不同，由此促使投资率发生规律性变化{12}。这些观点只是阐述了投资率变化具有规律性的特征事实，并没有解释投资率变动的内在机制，而且缺乏经验证据。

　　还有学者从政府作用角度解释，认为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财税激励或寻租等因素有足够的投资动机和能力，推高了经济的投资水平{13}。政府可能对投资率存在水平效应，但并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投资率规律性变化。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价格体系的作用，认为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推动了资本和土地密集型增长方式的发展。在较低的要素价格下，资本回报率较高，投资率因此提高，而且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随着要素价格变化，比较优势也呈动态变化，因此投资率也会相应变化{14}。这种解释具有合理性，但有待实证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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