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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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在国内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转移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对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构成性功能，在产业结构视角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积极作用。利用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梳理了我国1978年

　　摘 要：在国内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转移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对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构成性功能，在产业结构视角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积极作用。利用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梳理了我国1978年至2018年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时序变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非农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提出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需以城市为主导，创造低技能劳动服务就业机会，吸引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促进包容性就业增长的发展趋势，为现阶段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结构;低技能服务;非农就业

　　一、引言

　　自1995年起，中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现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30%～70%间的增长速度很快;之后，则会进入缓慢发展甚至停滞阶段。[1]目前，国内城镇化发展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城镇化对国内人口结构、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趋势等均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后，农村16～19岁人口(最主要的新增进城人口)开始减少，而40岁以上的返乡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虽然当前城乡人口结构仍保持平衡，但未来城市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规模经营和提升农民职业发展前景，最终需要依靠农民数量的减少;否则社会支付给农业和农民的产出比例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最终必然会使农民的相对收入下降。[2]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充分等原因，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和所占比重在2012年之后逐年下降，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年减少，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3]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模式早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目前由第二、三产业构成的混合型产业结构更具竞争力。参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规律，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仍是农村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泉。而推动城镇化发展也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创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引致需求。[4-6]相比人口聚集度不高的农村地区，城镇通常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庞大的商品服务市场，劳动分工足够细化，服务业细分种类和从业人员也就越多，这为城市发展低技能劳务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更容易带动提高居民的个体收入水平和时间机会成本，从而刺激服务型消费需求的增长。

　　在国内城镇化速度减缓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城镇化发展和低技能劳务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检验低技能劳务服务业的扩张能否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城市通过服务业扩张来吸纳更多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为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和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二、城镇化发展历程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内城镇化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短暂发展阶段(1949—1957年)、波动发展阶段(1958—1963年)、停滞阶段(1964—1978年)、快速发展阶段(1979—1995年)和极速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7]各階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过程波浪起伏;进度落后于世界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早期以中小城市为主;以政府推动为动力;区域发展不平衡。[8]而区域间发展矛盾、不平衡现象，是中央政府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各辖区间的标尺竞争造成的。[9]各地方政府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更多作用，片面地追求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忽略了社会与经济、城镇化与产业应同步均衡发展。[10]反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强调以市场为主导实现城镇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也注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美国则强调城镇化发展应完全由市场主导，政府应较少地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或调控，这种过度放任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也暴露出巨大的问题。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应从国外两种城镇化模式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发展单一模式，而是从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发挥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11]

　　1978—1995年之间，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但农村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极大，所以当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效果发挥作用时，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如图1所示，自1995年农村人口达到8.59亿的顶峰后，增长的趋势开始下滑，到2016年仅为5.77亿。而1978年城镇人口仅有1.72亿，在之后的40年间持续增长，于2010年达到6.70亿，几乎与农村人口持平，之后又逐渐拉开差距，在2016年达到了8.13亿。世界人口结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超过40%的城市人口，而且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7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为6.95亿，而发展中国家为6.66亿;但是到1985年，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只有8.49亿，而发展中国家增长到11.64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增长率是其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要实行开放的生育政策，继续维持人口的高增长率，为城市发展提供必要支撑。[12]

　　在人口自然聚集以及相关政策扶持的背景下，中国城镇数量在过去20年里大幅度增长。在1978—2017年间，地级区划和县级区划分别从310个和2 653个增加到了334个和2 851个，其中，地级市从98个持续增加到了294个，县级市则从92个快速增加到了1996年的445个，之后再逐渐减少到363个。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数量变动状况来看，我国城镇化发展开始侧重提升质量。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规模及超大规模城市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现象。经检验，在促进居民消费、加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条件下，大规模提升城镇数量能够推动中小城镇的质量发展，但这并不能有效解决城乡的两极化问题。[13]鉴于我国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规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其中，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1978—2017年城市数量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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