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异化的软法治理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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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金融科技催生的数字金融运营方式，因其跨国监管套利与金融通道媒介效应，极易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传统的数字金融治理进路通常采用双边监管协作以遏制监管套利，但成本过度投入却未能获得更佳监管成效，造成监管资源耗散下的错配;而数字金融的通

　　摘 要：金融科技催生的数字金融运营方式，因其跨国监管套利与金融通道媒介效应，极易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传统的数字金融治理进路通常采用双边监管协作以遏制监管套利，但成本过度投入却未能获得更佳监管成效，造成监管资源耗散下的错配;而数字金融的通道效应则易诱发强势国家的监管标准单极化输出，出现长臂管辖或替代合规，诱致监管技术的固化。对此，须借法律多元主义支持下的软法治理路径，采用基于吸引而非强制的监管技术标准，通过监管科技共享和监管参与激励，以消弭数字金融监管异化问题。同时，嵌入具有义务性内容、程序性保障和梯次强制执行力的硬法，能有效充实参与能力不足造成的软法正当性欠缺，遏制成员国选择性的软法治理投机行为，进而在多边主义下促成一种去霸权主义的协同治理模式，助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对数字金融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提升，落实区域监管相容与全球金融稳定的平衡。

　　关键词：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异化;数字金融软法;治理归正

　　作为一个由科技与数据双轴驱动的新金融业态，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极大改变了传统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方式，涵盖了从金融产品到应用程序，再到金融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型的全链条，呈现出与人工智能、社交网络、机器学习、移动应用、分布式记账、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深度融合。①随着数字科技在全球范围的加速普及与全方位渗透，金融科技采纳率呈逐年上涨之势②，极大推动了传统金融业的数字化迭代革新，使得数字金融在全球经济社会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的时代中③愈发彰显其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此外，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一国市场对数字金融的依赖度，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与转型已然成为一国或地区提升国际竞争力、驱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的战略化核心方针。

　　然而，数字金融迅猛发展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安全和竞争隐患，不仅引发了新旧金融样态协调的冲突，凸显传统监管指标适配性的不足，也揭示了跨机构监管协同与国际监管合作等巨大挑战，以及在世界范围形成一个认可度较高的数字金融治理模式的重大意义。尽管二十国集团确立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试图为数字金融搭建法律监管框架，并开始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数字金融服务，但因初出茅庐而成效不显，且适用范围相当有限。Siddik M.N.A. & Kabiraj S.，Digital Fin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lusive Growth.George B. & Paul J.(e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usiness and Society.Palgrave Macmillan，Cham.2020.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性数字金融一揽子计划，其重心在于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并鼓励试错Jens Weidmann.Digital Finance Reapingthe Benefits Without Neglecting the Risks，At the G20 Conference “Digitising Finance，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Wiesbaden，25 January，2017.，但也就此造成了缺乏全球共識的区域性“监管沙箱”做法的泛滥，进而导致全球数字金融监管标准的不统一性。与此同时，美式单边主义下的强势监管又甚嚣尘上，其所大肆推行国内监管标准基础上的“长臂管辖”政策，不仅可能窒息数字金融多元化发展的空间，也令全球性金融监管合作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此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有资料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国已在电子商务、数字化支付、数字前沿技术投资等领域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头羊，在市场规模优势、产业生态圈拓展等方面展现了极大的数字化发展潜力，对全球经济数字化格局的影响日益深远。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2017年研究报告，第1-10页。，亟待在全球化浪潮中加大其参与数字金融全球治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配置。故此，数字金融面临的种种全新挑战及其所嵌入的国际环境之复杂多变，均揭示了全球数字金融新合作框架建构的紧迫性，以促成对国际重大金融风险的精准防控，而既有监管倾向双边监管协作或单边替代合规所带来的监管异化，亦凸显多边主义下探寻一条广泛合作参与、公平且高效的数字金融协同治理路径的重要性。

　　一、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异化的识别

　　数字金融在内涵上兼具金融要素跨国性与数字要素脱媒性两大特征。前者集中呈现为金融技术创新下的“监管套利”，使得基于金融科技的隐性跨国资本流通陡然俱增，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金融等加密资产的快速应用，更加速了金融产品向不特定国家的套利趋势;后者则伴生于金融要素体系的“脱实向虚”，即相关金融体系的重心日渐从资本、财产等实质要素向消费者数据、消费偏好、金融场景等数字要素偏转，使得传统金融产品日渐脱媒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并快速向科技巨头(Bigtech)聚拢，进而引发数字金融垄断和数字权利损害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问题。对此，传统监管所施行的金融要素监管，既需要拓展监管对象的范围，从特定一国金融机构的“点”向数字金融网的“面”进行穿透，又需要识别如消费习惯、算法、用户生物特征等全新要素，以应对数字金融产业巨头化带来的算法公平、隐私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新挑战。鉴于此，有效的数字金融监管机制就应在监管工具、监管设施及监管手段上有全新的特性要求：一是要改变依赖各国金融机构自身报送数据的传统监管工具，从时效性、穿透性和标准统一性等方面提供全球数字金融监管标准;二是应建设开放数据接口和监管信息共享的全球数字监管基础设施，以充分回应以加密资产为载体的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三是需要从底层逻辑上回应金融服务线上化和数字化的新模式，全面提供应对网络数字安全、“长尾客户”效应、数字金融产品系统性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共振性风险等解决方案。肖钢：《数字金融的创新与规制——如何构建前瞻性、平衡型的国际监管框架》，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报告》，202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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