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南耕地名称价值与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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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 要 传统农耕社会中用于指称不同农田地块的耕地名称，表现出独特的农耕文化特质，是一种有待盘活的乡村农业语言资源。地处豫东南的周口市淮阳区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区，收集其耕地名称并加以整理分析后发现，耕地名称主要通过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命名，理据主要分为方

　　提 要 传统农耕社会中用于指称不同农田地块的耕地名称，表现出独特的农耕文化特质，是一种有待盘活的乡村农业语言资源。地处豫东南的周口市淮阳区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区，收集其耕地名称并加以整理分析后发现，耕地名称主要通过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命名，理据主要分为方所理据和耕地自身属性理据两大类，因此耕地名称中保留着丰富的乡村历史文化、农业知识及耕作经验等信息。从培育文明乡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的角度，建议在符合农业领域语言生活实际的情况下，对耕地名称进行趋雅避俗的更改和记录，并设立耕地语言景观，保护和传承这类农业地名词汇。耕地名称不仅保存着传统农业经验，承载着乡村历史记忆，而且寄托着乡愁乡情，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注意它们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 耕地名称;豫东南;乡村振兴;语言资源;语言规划

　　一、引 言

　　耕地是鄉村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传统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生产资料。豫东南地区地处平坦开阔的华北平原，各种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发展，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区域内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以村为单位的土地面积小型化特点(彭兆荣2021)，一块块四至分明的耕地环绕村落分布。乡村农业生产生活中，为了便于指称、辨识不同的农田地块，当地农民往往会自发地根据不同理据对耕地进行命名，具体名称如“东地、南小洼、塔碑楼子、大碱地、翻嘞地、蛇腰地、九亩地、庄户地、落生茬”等，这些名称通过村民草根式社会规约模式(刘晓波2019：76)约定俗成产生，在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的口头交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北方传统农耕区的格局与风貌在语言符号层面的展现。耕地名称中保存有当地特有的农业知识和经验，承载着乡村社群的集体历史文化记忆，反映了该地区人与耕地、耕地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视为区域特有的农业词汇和乡村农业语言资源。

　　陈章太(2008)认为语言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多种效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李宇明(2008)认为把语言看作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便于着力保护和开发利用这种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随着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乡村正在加速变化或消亡，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在迅速变化(李宇明2016)，现有耕地名称也可能随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消亡而变化、消失，因此对耕地名称的收集、保护和研究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国内从多学科角度对城市中各层级地名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乡村社会内部的乡土地名，特别是针对某一类乡土地名的研究尚不多见。赵利亚(2017)以其故乡村落内部的地名为个案，对乡土地名进行详细分类，解释其命名规律，从集体记忆理论视角阐释乡土地名与地方性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关注城镇化和乡土巨变对乡土地名的影响。杨满妹、杨主泉(2021)则论述了闽西连南客家村落赤坑村“微地名”的命名规律和文化寓意，指出微地名作为农民丰富的精神文化和村落集体记忆载体，体现了人民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性格特点，并对农村微地名的保护和传承给出了相应对策。此外，相关学者也开始关注传统农业词汇的价值，如付义荣(2011，2020)、刘立娅(2017)等，注重对农业词汇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信息的发掘，指出非农化和城镇化等因素正影响着农业词汇的发展变化。国外对农业地名和土著社会中的地名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关注。Siderius &

　　de Bakker(2003)分析了影响荷兰农村传统田地命名的各种因素，如形状、大小、用途和植被等，还重点阐述了田地名称与当地土壤命名和分类的关系。文章还指出荷兰农田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和数字命名法的引入导致了传统命名方式和田地名称的废弃与消失，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与之类似的还有Ernits(2021)对爱沙尼亚旧有的英格利亚语耕地名称的研究。Henderson & Nash(1997)中提到，澳大利亚国家环境状况报告把土著地名的使用和保存作为土著语言状况的一个指标。Boillat(2013)则指出安第斯山脉奎丘亚土著社会中的地名在空间上体现了将生物和非生物、自然与人类融为一体的特征，提供了全面理解社会生态互动的途径，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实施跨文化对话，实现更可持续的土地管理。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豫东南耕地名称，分析其词汇特征、命名理据，对其中不符合乡风文明建设要求的部分地名给出规划、改造意见，从保护和传承的角度提出设立耕地语言景观的设想和建议。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实施的背景下，主要从区域农耕经验保存、乡村历史记忆载体和乡愁乡情寄托等方面发掘其语言资源价值，论述对这种乡村农耕文化因子给予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以求留住农耕文化之根。

　　二、田野调查情况

　　耕地名称在乡村普遍存在，但各种地图或书面材料中却鲜有收录或记载，因此我们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其进行收集。本次调查主要在淮阳区(2019年12月撤县设区，隶属周口市)境内展开。淮阳地处豫东南，面积为1334.56平方公里，耕地93 763.47公顷，户籍人口149.5万人，是一个农业大区、人口大区和文化旅游资源大区，曾连续7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李丽，周中艳2015)，其下辖的11个乡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区，是调查、收集耕地名称的理想区域。具体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入到各自然村，采取拉网式、抽样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耕地名称：对笔者所在的郑集乡全乡120余个自然村进行拉网式实地走访调查，每村选取2～3名年长男性为调查对象，询问该村耕地名称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为确保收集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调查中注重不同调查结果的相互验证，同时也会在村内人群聚集处进行谈话式收集。对其他10个乡进行抽样式调查，每个乡选取10个自然村，具体调查过程与前者相同。为了使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并得到详尽的结果，我们特别注意田野调查的氛围成分(Joshua 2017：361)，会根据调查对象具体情况赠予小礼物，拉近社交距离。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一共收集到耕地名称1194个。

　　三、耕地名称的词汇特征、命名理据与规划建议

　　(一)耕地名称的词汇特征

　　作为乡村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地名，耕地名称词语表现出一定的类型特征。从音节角度来讲，耕地名称以三音节居多，其次是双音节和四音节，五音节的很少，如“东地、南洼、冢子洼、大碱地、麦庄家后、电线杆子地”等。整体上来看，二、三、四、五音节耕地名称分别占38.7%、49.2%、10.4%、1.7%。耕地名称中的类名主要是“地”和“洼”。“地”是最普遍的耕地类名，在各类命名理据的名称中都有体现，如“东地、九亩地、长身地、自留地”等，共508个;“洼”一般只与方位标结合形成耕地名称，如“东洼、西洼、北小洼”等，共93个。从使用范围和数量上来看，“地”是比“洼”更典型的耕地类名。此外，“洼”包含较为偏远的意义，如在相对村落的同一方位上的两块距离不等的地块，离村落较近的一块往往是“地”，较远的为“洼”，如“东地、东洼”“西南地、西南洼”等。从构词法来讲，耕地名称一般为合成词，以偏正式为主，如“南碱地、东窑、老坟院地、废地、鲤鱼窝”等;有一些数量结构为主的地名，如“九亩地、一百二、八十亩”等;还存在少量主谓式名称，如“老河深、元宝新、牛抵头”等。张莉萍、陈莹、朱亚军(2018)在分析商标名专名的命名义时指出，商标名命名义分为指向主体人和指向客体商品(或服务)两种。前者具有感性诉求的特点，形成具有主观表达性的语义特征和语义范畴;后者具有理性诉求的特点，形成具有客观描述性的语义特征和语义范畴。参照这种语义分析模式，耕地名称也可以分为语义指向耕作主体(即农民)的具有主观表达性语义特征和范畴的名称，以及语义指向耕地的具有客观描述性语义特征和范畴的名称两类。前者主要表达农民的某种情感或意愿等主观信息，如“元宝新、丰产方、卫星地”等，表达了农民渴望丰收的美好意愿;后者则主要显示与耕地相关的各种理性信息，如“东地、南窑、谷茬地”等。在我們的统计结果中，仅有11个耕地名称属于前一种模式，其余均属于后一种模式。对于耕地名称所涉及的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的类别，我们在下一节耕地命名理据中做具体阐述。

　　(二)耕地名称的命名理据

　　豫东南耕地主要是通过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而命名的，不同的理性信息也正是耕地命名的不同理据。根据这些多样的理性信息，耕地的命名理据可分为方所理据和耕地自身属性理据两大类。其中，方所理据又可分为方位和标志物两类;自身属性理据可分为土壤类型、功用、形状特征和面积等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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