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江浙地区村民中心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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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村民中心不仅是承载村民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延续乡村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载体。江浙地区是乡村建设先行区，村民中心的设计与建造优先步入多元发展转型阶段。本文以村民中心的历史演变为线索，分析江浙地区村民中心转型原

　　摘要：村民中心不仅是承载村民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延续乡村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载体。江浙地区是乡村建设先行区，村民中心的设计与建造优先步入多元发展转型阶段。本文以村民中心的历史演变为线索，分析江浙地区村民中心转型原因，进而从社会重构、文化传承、产业转型3个层面总结出村民中心设计和建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呈现出的转型趋势。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民中心;转型原因;转型趋势

　　从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拉开乡村建设的序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进入乡村建设的全新时期，经济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取得许多优秀的乡建成果，村民中心也率先步入轉型期。村民中心建设的成功往往能在村内产生示范效应，本文力图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江浙地区村民中心的转型原因及趋势进行研究总结，以期为其他地区未来的村民中心建设提供启示，进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江浙村庄村民中心的发展演变

　　江浙村庄村民中心大致有5个演变阶段(图1)：

　　1.1 宗族社会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江浙地区传统乡村主要是以宗族为单位，所谓宗族，就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1]。这一时期乡村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公共生活存在着高度依存关系，其中宗祠作为举办宗族活动的场所与传承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村庄里最核心的公共空间，也是当代村民中心的空间原型。宗族活动的开展可以强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宗祠由此成为村庄社会关系的纽带、村民公共生活的核心[2]。

　　1.2 集体主义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社会进入集体化时代。行政集会和集体生产生活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公共活动，因此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殊形式的“村民中心”——大队部、大会堂等，此时的村民中心主要承载着政治宣传、劳动生产以及部分公共生活的功能[3]。由于受到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集体主义时期乡村的“公共性”和“集体性”得到很大提升，当时乡村的社会观念、社会组织乃至公共生活与空间都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社会关系带有明显的机械式组织特征。

　　1.3 弱政府阶段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生产队、合作社渐渐消亡，劳作方式从集体劳作转变为个体家庭劳作。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退场，村民得以自由支配个人的时间与空间，导致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也使得乡村社会原子化[4]，公共空间边缘化与分散化。在这一阶段，江浙乡村村民中心具有核心凝聚力的主导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村民的集体感与村庄的凝聚力逐步减弱。

　　1.4 管理服务阶段

　　城乡二元发展加剧乡村衰落，因此国家于2005年出台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以促进乡村的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江浙地区地方政府也再次通过政治介入的方式将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部转化为国家落实村民自治制度的管理服务中心——村委会或村民中心。该阶段的村民中心作为管理服务中心，对乡村基层管理和服务设施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互动机制，村民中心的空间营造与村民的生活习惯产生一定的脱离，同时也忽视了乡村文化与地域特色的延续，乡村建设同质化现象使得村民难以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1.5 多元发展转型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再次掀起乡建热潮，江浙村庄凭借优越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村民中心转型建设成为热点。转型的村民中心更加关注村民内在需求、生活方式和地域特色，是集生产、生活、教育、文化、政治、娱乐等于一体的有机“综合体”。村民中心的转型建设受到的行政限制较小，设计师有更多思考与探索的空间，因此转型阶段的村民中心建设更加符合当地的特点与需求，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2 江浙村庄村民中心转型的原因

　　2.1 社会关系急需重联

　　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而新型社会关系尚未重构，导致江浙部分村庄依然缺乏人气和活力，形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有以下3种.

　　2.1.1 社会认同弱化

　　传统乡村社会的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社会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并形成以宗族与血缘关系相维系的邻里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乡村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多次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产生多元社会观念，传统的集体化社会观念逐渐瓦解，导致村民公共观念缺失以及社会认同感下降。

　　2.1.2 生活方式私密化

　　当代村民个体不再依附于原有的宗族与社群，集体意识淡化，加之新技术的运用和大众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人际交往信息传播的模式，村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密化，村庄生活的“向心力”逐渐消失。

　　2.1.3 交往主体减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使得乡村社会中日常生活与公共交往的主体大幅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断裂和乡村社会的衰落。

　　村民中心是村庄公共生活的载体、邻里交往的催化剂，在促进邻里间和谐沟通、相互照顾、共同参与等过程中，使村民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使村庄充满活力、增强凝聚力。因此，乡村急需通过村民中心的转型建设，利用新的空间媒介激活村民的公共交往活动，重塑社会关系，唤醒乡村活力。

　　2.2 活动需求趋于多元

　　传统江浙乡村的经济类型相对单一，农闲时间少，村民的活动需求也相对单一。随着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村民的活动需求也不断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2.1 使用主体多元化

　　江浙地区凭借着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员，如游客、创客、艺术家等。因此村民中心的使用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村民，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外来者。使用主体的多元化对新型村民中心在功能的选择上有更高的要求，村民中心不仅需要满足当地村民的活动需求，还需要考虑外来人员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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