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风险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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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 对策 摘要：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经济发展的战略，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对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的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 对策

　　摘要：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经济发展的战略，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对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的发展状况，分析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在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在工资方面很难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又很难和发达国家竞争，如果不能顺利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这时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

　　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99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的国家，996美元-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的国家，其中，996美元-394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946美元-1219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196美元以上则为高收入国家。按照这个划分标准，在世界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经济主要分布在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亚与北非。其中拉美的33个经济体中，85%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拉美国家在7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就超过了1000美元，但从80年代起，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僵化，缺乏技术创新，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陷入了经济停滞中，长期徘徊在这一区间，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因此，学术界又把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

　　而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则顺利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日本在1972年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时间，使人均使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表1  部分拉美国家人均GDP不同年份的比较

　　年份国家                   年      份

　　1970 1980 1990 2000 2001 2002 2003

　　乌拉圭 800 2860 2870 6220 5760 4480 3860

　　墨西哥 700 2520 2830 5110 5580 6000 6370

　　巴西 440 2190 2700 3870 3290 3050 2950

　　阿根廷 1320 2940 3190 7470 7000 4050 367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观察和分析两类国家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所采取的的不同的策略，对我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避免重蹈覆辙。

　　1.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在工业化初期，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的是劳动、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是其典型特征。但是这种内耗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日本和韩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的方式来推动经经济增长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而拉美国家，由于一直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这一时期是建立在廉价原材料进口，特别是廉价石油能源的大量进口的基础上的，其发展方式是高能源投入，高增长，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使日本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的代价。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规模的公害等问题，日本走上了以节约能源、原材料为中心，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从此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

　　反观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为5%，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后，不重视与全球产业链的衔接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实行高投资率、高物质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果造成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甚至停滞。

　　2. 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个国家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其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高收入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日本根据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先后进行了4次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它通过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实现了以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的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1970年日本制造业中有62．3％为重化工业，出口产品中约77％为重化工产品。70年代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日本政府发表《70年代展望》，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设想，数年之内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加工技术选择型”的方向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再次转向以最终消费为主，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韩国从1964年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经历了20年左右的时间，韩国成功实现了“汉江奇迹”。 80年代初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力图通过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进入90年代后，韩国进一步深化“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并逐步从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1998年，韩国提出“设计韩国”战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从制造国家转身为设计创新国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韩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这方面的教训如巴西。巴西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其提高就业率、增加国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的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得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失业率不断上升。

　　3.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

　　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这三驾马车也会发生前后易位的变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其重要性是各不相同的。在经济起飞阶段，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进入中上等阶段以后，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改变，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性转变，消费就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目前，支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像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他们的居民的消费率普遍较高，介于50%-70%之间。

　　日本的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从日本的投资率从50年代的21%增加到70年代的39%，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的投资率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23%。与此向对应的，日本的消费率从50年代的77%一路下降到70年代的59%，然后开始上升，2006年达到75%。日本的消费率远远大于其投资率，这说明5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主要是由消费去动的。

　　韩国也是这样，在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达到高峰，然后开始下降。与此相对应，消费率是先下降后上升。从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可以发现下面的规律：在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消费率通常会上升一定的幅度，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巴西由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比较低，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这使得巴西一方面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举债，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4.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适当的收入差距能够反映个体在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但超过一定限度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他们注重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但是对于拉美国家来说，他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1960年，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快发展来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缩小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经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韩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如韩国在60年代、70年代基尼系数分别为0.36、0.39。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税收政策对初次分配进行调整。70年代又大力推行新农村运动，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显著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时对农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加大投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韩国民众收入稳步增加，城乡居民和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显著收敛，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39下降到90年代末的0.28，如表2。至今仍然维持较低水平。同时也顺利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中产阶层和城市人口在90年代达到70%以上，成为社会的主体。

　　拉美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确实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区。70年代，5%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0.3%，到了80年代上升为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比重从16%下降到13.1%。到了2008年，20%最富有的家庭与20%最贫困的家庭人均国民收入相差20倍。基尼系数一直在0.5上下高位徘徊。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0.6。这样贫富分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社会结构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

　　表2   部分国家基尼系数的变化

　　国家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哥伦比亚 韩国 日本

　　年份 2004 2004 2004 2004 1987 1997 1970s

　　基尼系数 0.57 0.51 0.51 0.5 0.31 0.28 0.34

　　人均GDP 3310 3580 7190 2600 3320 12190 572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5.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经济增长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研发活动通过创造和积累知识，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尤其是研发能够有效的转化为生产力，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推动经济快速和有质量的增长。虽然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落实到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却大有不同。如表( 3 )所示，东亚高收入国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拉美国家。日本、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3%以上，而拉美国家的研发支出只有1%左右。

　　日本在70年代提出的“贸易立国”战略，但是到了80年代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就重新确立了“技术立国”的战略，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科技大国，从而带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到了21世纪，日本政府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技术立国”的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新口号。从而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赶超。同时日本政府还不断增大科技投入，科研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从数量上看，日本的科研人员1980年为30.3万人，1990年为48.4万人，1994 年为55.8万人，年度每万人口科研人员数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技术进步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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