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价值，“好的”和“坏的”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2-04 13:3812

摘要：经常听到似乎哲理非凡的论述，提到一个事物的好与坏。哲学家们将世界或对世界的描述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主观，或者如康德所说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前者描述世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而后者描述这个状态是好还是坏。 美国加利福尼亚洛彬矶大学教授、英国《新左翼

　　经常听到似乎哲理非凡的论述，提到一个事物的好与坏。哲学家们将世界或对世界的描述分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主观”，或者如康德所说“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前者描述世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而后者描述这个状态是好还是坏。
　　美国加利福尼亚洛彬矶大学教授、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的主编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上演讲时也说到，中国如果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并且放话说，不学“好的资本主义”中共迟早会垮。杨小凯评说，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的。法国大革命前是一种“坏资本主义”，即经济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
　　米歇尔·阿尔伯特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竞争是在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他希望“美国兔子”被“莱因乌龟”超过，但是他承认：坏的资本主义将驱逐好的资本主义。
　　记得在一个报纸上看到某法学教授的一个演讲，其中谈到“好的法制”和“坏的法制”的问题。后来才知道，“良法”和“劣法”之说并非此教授高论，而是自亚里士多得就有了，可能还不至于亚里士多得乃至更早到他的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得指出，国家不能实行一人之治，而法律的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他认为法律也有好坏，或者合乎正义或者不合乎正义。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真正的法治，不但要求“法律被普遍的服从”，而且“被服从的法律应当是良法”。
　　亚里士多得所谓的“良法”，简而言之就是可以体现正义的法律。他所讲的正义是同平等连在一起的，甚至可视为同一个概念。
　　除了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基本标准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政体、人口、地理环境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引申和延展。他认为，首先，良法应是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的法律。这就是说，凡是有利于养成公民良好习惯的法律便是良法，否则就是恶法。第二，良法应为相对稳定性与适时变更性的完美结合。“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其三、良法应当适合于正宗的政体、还应考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亚里士多得的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良法的标准和特征，他把正义视为法律的化身和生命。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
　　法制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认识，在当前法律界已经几成定论了。不少法律学者在不同场所向学生和公众都传递着这个信息。比如以社会形态可分为奴隶制法制，封建制法制，资本主义法制及社会主义法制；比如按照它的产生可分为民主的法制和专制的法制；按照对它的实体内容的价值评价划分，又可分为好的法制、坏的法制；残暴的法制，人道的法制等等。
　　前一段时间在讨论新出台的交通法规的时候，网上有一个帖子，套用“苛政猛于虎”之说称新法规是“烂法猛如虎”。可见，法律在民众心中的确是有一个被评价的过程和好与坏的评价结果的。
　　据称，亚里士多得是“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冠名权所有者，并且将oikonomia的词根定义为“追求社会公平”。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得从政治、法律到经济学的思想是一贯的，即公平、平等的思想。但是，怎么样才算是公平呢？这一点疑问亚里士多得也比我们聪明得多地已经想到了。亚里士多得把平等分成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
　　到这里，问题彻底解决了吗？没有。因为我们依然会在“以什么作为比例的基础”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现在，似乎“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而这样的认识，又将对“绝对的正义”的追求推给了主观的、相对的“各人的价值”上面了。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所谓的“真价值”，最终还是无所适从。
　　2＋2经济学的思想本身也是基于公平的。但是，这里的公平有两层和亚里士多得可能不同的意思。其一，公平和正义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判据的；其二，“多数”是以其权力范围内而言的。用一个现实的政治案例“台独”来说明，台独不能因为陈水扁在台湾进行公投而合理，因为台湾的独立与否不是由台湾的大多数人决定的，而是由全中国的大多数人决定的。即便是台湾的多数人都赞同台独，那也是少数中国人在决定他们无权决定的事情，因此结论是非法的，是不公正的。
　　换一个经济学的现实交换例子来说，因为私有权被认为是交换的前提，而私有权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两种物的所有权的交换的公平性，就只能以两个人的“自愿”为判据了。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交换的公平性和第三者无关，而且将自愿作为是否公平的依据，一个人不能在没有强迫的自愿状态下完成交换后再对交换的合理公平性提出反悔。
　　如上关于事物的好的坏的之分的论述，其实贯穿的思想方法就是事物的两分法和辨证认识方法。而辨证地看问题和一分为二的思辩方法的历史上溯远到P·安德森和杨小凯之前。安德森就被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就是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擅长一分为二的思辩方法。
　　关于“好的、坏的”的思辩，能否给我们指出前方的道路？恐怕不行。大家都可以承认我们需要“好的”而不需要“坏的”，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理性人，理性人就是趋利避害，也就是要好的不要坏的嘛。但是，在这一点同一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好的、坏的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价值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大家都要好的而摈弃坏的，却无法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方面达成一致。大家都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所走的路是一条“好的”道路，而自己放弃的道理是“坏的”道路。
　　据说，杨小凯生前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研究制度和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上面了。这可能与杨小凯在中国生活时期的经历有关，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但是，这无疑是偏离了他所从事并有所成就的经济学专业了。从杨小凯的许多言论（包括在北京天则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是希望借“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这种辨证分析告诫中国大陆的学者和领导人，要改变“资本主义是一种坏的制度”的看法，要学好的资本主义不要学坏的资本主义。

　　杨的北京演讲的受邀身份是经济学家（当然，有人也说杨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但却实质性地是偏离了经济学家的角色，是一次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举动，其政治意向是十分明确的，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蛊惑作用。在天则演讲之后，除了左大培教授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和意见之外，与会的多数学者如盛洪、茅于拭、周其仁等等都是赞赏有加善言附和的。
　　不得而知杨是否已经默认中国现在就是在搞资本主义。但是，其言论似乎较为明显的有这层含义，因此，才“善意”地提醒国人，资本主义也是有好坏之分的，不要泥沙俱下，要有所学有所不学。然而，资本主义有无好坏之分和要不要资本主义并无逻辑关系。
　　一分为二的辨证思维的用处似乎无所不及。但是，一分为二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方向何在。因为不仅对于法制、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好的”“坏的”，同样，我们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来一个一分为二，即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不就自称在搞社会主义吗？它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假如我们将某种资本主义解释为“好的”因此就要走资本主义，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将某种社会主义解释为“好的”，不去走那些“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了，怎么就能根据资本主义有“好的”就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假如杨小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好坏之分和要不要资本主义并无逻辑关系，可能就不会极力去要向中国同行解释资本主义的好和坏了，因为中国学者在一分为二辩证法上的知识一点都不会亚于这位华裔洋学者。
　　再说了，主义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其实谁也说不大清楚的两种，还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游戏主义以及种种不成为主义的主义。是否都可以分成“好的”和“坏的”？难道我们也要去实行“好封建主义”不成？
　　共产党会因为如杨小凯所言不学“好的资本主义”而垮掉？那可不见得。既然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共产党放弃坏的社会主义搞好的社会主义不是也可以吗？哪一点决定了非要去搞“好的资本主义”？
　　两分法能否说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问题？不能。其实许多语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在内。因此，无论什么都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不见得是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是存量，只能反映当时价值判断者所依据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当我们用“封建”一词描述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批判性的描述了，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结论的，因此，不能再从坏的东西中去机械地挖掘好的东西出来。同理，当我们用“资本主义”来描述一个以“资本”为“主要”“教义”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意味已经很浓重了，而我们用社会主义描述一个以“社会”为“主义”的社会时，我们已经融入了对这个社会的褒奖态度。难道以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不以“社会”为“主义”还要以“资本”为“主义”？以社会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博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吗？
　　那么，我们总是选择我们大多数认为的“好的”能不能解决问题？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命题。上面提到的米歇尔·阿尔伯特认为“坏的资本主义将驱逐好的资本主义”的说法，是否受到了这一逻辑的影响？假如将“劣币驱逐良币”泛化为“劣物驱逐良物”，那么可能会有“坏的社会主义将驱逐好的社会主义”的结果出现。如此一来，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要选择就好了，因为，即便是选择了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被后来居上的“坏的”东西所驱逐和替代，岂不是宿命？
　　其实，事物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根据中国的阴阳平衡哲学理论，任何事物的发展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负面进行的。好的最终可能演变为坏的，坏的也可能演变为好的。亚里士多得已经认识到没有永恒的“良法”，故而“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当我们认为“好的”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成我们认为“不好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改良的或者干脆丢弃它，用我们在新的时间点上认为是“好的”东西来替代它，不必要等到“劣物驱逐良物”的时候去悲叹。假如我们坐以待毙，任凭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发生，我们岂不是太傻？有违“理性人”的身份了吗？
　　或许，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杨小凯来说就是一场人生灾难，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悲剧。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悲剧也毕竟已经是历史了。价值世界的状态描述是存量，是因时而变的，怎么能够以当时的坏社会主义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的好和坏？杨教授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是否可以说在价值论上有认识死点？
　　市场就是一套制度，制度广义而言和法律是一回事儿。既然法制有“良法”和“劣法”之分，显然市场制度也应该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了。现在，完全市场化的理念在国人当中已经是颇具影响了。当众多的经济学人都在鼓噪尚且无法查找其定义的完全市场化的时候、当张五常教授以西方经济学传教士的名义来大陆传教的时候、当杨小凯到北京向中国同行讲解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的学者是否可以先考虑一下市场经济的好坏之分问题？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鼓吹的完全市场经济是不是“好市场经济”？是否有必要先论证一下？连杨小凯都担心我们没有取到真经而学了坏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个必要性难道不是很大吗？再换一个脑筋进一步地说，我们是否也派杨五常、张小凯们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向他们好好讲讲市场经济的诸多缺点以及“好社会主义”和“坏社会主义”，以动员或劝诫他们不要学坏的社会主义而要学好的社会主义呢？
　　带点哲学意味的话题总是不免让人头疼，因此，我总觉得大哲学家最后都会变成疯子。最后再提一个或许让你头疼欲裂的问题，如果你也感觉不好或者觉得有成为大哲学家的苗头而又不想疯掉的话，就赶紧停下来不要再想了。这个问题就是：凡事具有两面性、将事物分为好和坏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本身是一种“好的”思维方法还是“不好的”思维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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