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投资创新与苏南温州模式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2-03 14:2712

摘要：制度创新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苏南和温州成功脱贫的经验范例。从历史上看，苏南与温州与中国其他地区存在类似的初始条件。然而，苏南和温州城乡经济发展到今天颇具地区特色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和温州模式从本质上讲都是通过推进私营经济发展乡村工业

　　制度创新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苏南和温州成功脱贫的经验范例。从历史上看，苏南与温州与中国其他地区存在类似的初始条件。然而，苏南和温州城乡经济发展到今天颇具地区特色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和温州模式从本质上讲都是通过推进私营经济发展乡村工业的道路。与东欧和前苏联的私有化不同，中国的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产权比较模糊，既不是国有也非纯粹的私人企业，地理位置也不优越。能取得如此成就令举世震惊。TVEs内部的产权结构复杂性和所有权更替的多变性使得TVEs成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试验地。两种模式的成功既有文化、地理因素，也有地方政府自发进行制度创新的因素。

　　一、TVEs——政府推进民营经济扩张的平台
　　基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某些欠发达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中国大大减少了贫困现象 。乡镇企业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村和整个国家人均收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对外贸易平衡以及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轨和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几个不同的TVEs引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苏南和温州模式最为典型。苏南靠的是发展由当地政府发起和经营的大规模集体工业，而温州则是依靠成千上万的家庭为基础的私营轻工业在当地政府实施的特殊政策环境下迅速繁荣壮大。
　　这两个地区过去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比较贫困，现在人均收入两倍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而且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几百万的就业机会。苏南工业现在是中国吸引外资份额最大的地区。苏南当地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将TVEs剥离出去。他们的目前的战略是通过特殊的税收优惠和行政改革吸引私人投资。苏南还为城乡居民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消除制度性贫困。温州已经成功地发展起在公有制环境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目前温州至少提供了全国轻工业产品因一半的产出，并试图将自身打造成为国际轻工业产品和交易中心。

　　二、两种模式的比较
　　（一）苏南模式
　　(1)苏南模式出现的动因
　　苏南模式出现动因在于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增加收入。苏南拥有人口1400万，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包括三个地区：苏州、无锡和常州。东与中国制造业中心上海为邻，属于长三角地区，交通便利。苏南早在19世纪就成为中国的工业基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被限制进入城市或从事工商业。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加大了农村增收的压力。
　　(2)80-90年代的快速增长时期
　　70年代初，苏南人抓住机遇，用他们在农业上积累的有限资金大规模发展农村集体企业。在一些富有进取心和经营眼光的农村干部带领下（“能人经济”），在免收费用的集体空闲土地建立了企业。从城市里购买二手机器和设备雇用离退休的技术人员作指导（周日工程师“Sunday engineers”）。边干边学并发展自己的销售队伍。这些企业最初向邻近城市销售低档农业设备，接着为上海的大企业提供半成品部件。哈佛大学的魏茨曼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认为，TVEs产权不明晰并不排除有效的内在治理机制——这就是合作文化（cooperative culture）。这种合作文化是企业团体在没有法律、法规、产权不明和调节手法不成文的情况下解决内部冲突的自然机制。这不是建立在任何强制约束力基础上的，而是基于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和合作态度而产生和凑效的。在法制不健全、资本稀缺和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苏南这种基层农村干部带头、地方政府引导并控制TVEs进程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体现了合作文化相对于产权不明晰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从交易成本看，双轨运行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使得政府可以运用特权将民营经济引入官价轨道实际上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地方政府主要为民营经济提供产权保护。政府这样做的动力在于TVEs是乡镇政府的一部分，直接和间接关系着各级官员利益。
　　1984年中央政府确立将TVEs作为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途径。过去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被各种形式的责任体制取代，这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农村企业。苏南对TVEs全面推行中央政府授予的税收和信贷优惠权利，并在企业内部推行各种责任和激励机制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苏南模式对提高农村收入的效应是很明显的。平均每个农村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在TVEs上班，而农村家庭收入的一半来自TVEs。
　　（3）苏南模式渐进私有化的体制成本
　　苏南模式主要是靠当地政府主导和控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南的国有经济的初始条件相对温州而言基础较好。加上80年代后期农业增收越来越困难。国有经济改革的压力和农民从事非农经济的愿望使得国有企业有向苏南农村转移和渗透的动力。当苏南的TVEs逐渐壮大并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实力后，政府干预控制TVEs的成本也越来越高。90年代中期是苏南模式的波动转轨时期。1990-1994年苏州TVEs工业总产值从36亿元增加到17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9%。但在1994-95年间工业总产值却由179亿元下降到123亿元，下降了31%。这导致了苏州TVEs的私有化风波。从90年代中期开始苏州70%的TVEs都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产权改革。苏南的私有化经过了两个制度变化波动。第一是阶段是在1997-98年，出售亏损企业和小规模TVEs。第二阶段从1998年到2000年主要解决第一阶段遗留的问题。迫使大的TVEs董事如果不能将企业卖出去，就必须自己买下或购买公司股份。到2000年95%的苏南TVEs都进行了产权改革 。
　　苏南模式中的民营化趋势是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双轨制下，TVEs依赖政府保护产权和提供官价优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在这方面的空间和作用越来越少。TVEs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乡镇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
　　苏南模式私有化的压力还来自邻省浙江私营经济为主导模式的快速发展。江苏和浙江面积相仿，人口分别为7400万和4600万。1978年两省GDP和人均GDP分别为249、124亿元，430元和331元。而到2001年的数字分别为9510亿元、6748亿元，12922元和14655元。相对而言，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增长速度更快。换句话说，浙江经济存量的作大主要靠私营经济增量的扩大完成的。2001年民营经济占浙江工业总产出的69.3%，而江苏这个比例是44.7%。全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中浙江占了205席，江苏只有33家。
　　（二）温州模式
　　温州过去交通落后，人均耕地较少，国家投资很少，其农村贫困程度较高。但温州离出海口较近，劳动力丰富。这些初始条件使得温州人重视商业贸易的特殊地域文化，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快。 温州的民营经济自发性色彩很浓厚。一般认为，由于人均耕地稀少，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就很低，换句话说，温州人搞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更具有革命色彩。与苏南模式模式不同，温州国有经济的初始条件相对较差，而且主要是民营经济。如同全国其他地方的大量中小民营经济一样，民营经济借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融资比例很低，例如1998年底国有银行全部贷款中只有0.4%是流向民营经济的，到2000年也只有一个百分点。温州民营企业的资本形成来源更多的依赖非正式融资（Informal finance） 。
　　中国私营企业融资形式
　　合法的 半合法的 非法的民间借贷
　　Interpersonal Lending 乡村合作基金
　　Rural Cooperative Foundations 隐蔽高利贷
　　Professional Brokers and Money Lenders, Loan Sharks 行业信用
　　Trade Credit 假集体企业，红帽子、挂户企业
　　Fake Collectives, Red hats, Hang-on
　　Enterprises 私人钱庄
　　Private Money Houses 典当业，当铺
　　Pawn shop 互助会、合作储蓄基金会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ies/Cooperative Savings Foundations 庞式骗局（台会、派会）
　　Pyramidal Investment Associations，Ponzi Schemes非正式融资体系是正式融资体系（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财政优惠政策等等）的替代，反过来对正式融资体系特别是当地政府政策产生了激励作用。政府默认了非正式融资体系的存在，很少管制。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使政府甚至采取红帽子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进行制度分红。温州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明确而全面的市场化取向。温州模式的自发性以及政府管制的缺位也导致了模式初期的大面积“坑蒙拐骗”的原始市场状态。
　　非正式融资安排主要包括“路边市场”（curb market），也就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以及各种非正式融资机构比如隐蔽高利贷、乡村合作基金、私人钱庄等。80年代中期大约4/5的非正式融资都来源于上述渠道。另外，非正式融资还包括海外汇款、“红帽子”优惠。海外汇款1983-84年间温州的海外汇款达12亿美元，占整个浙江省海外汇款的30%。
　　由于不存在苏南那样国有经济向农村渗透的技术和资金扶持。温州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手工制造和商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明确分工、低附加值但需求比较稳定的轻工业产品。他们还逐渐建立起地域性和全国性的销售网络。温州的非正式融资体系为私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80年代全国计划经济色彩还相当浓厚的时候，温州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挂户经营”，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允许私营企业以公社或生产队集体企业的法定名义经营和申请贷款。这种为私人企业提供社会主义“红帽子”的创新，是私营企业免于审查并有利于促进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 。到1986年，60%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通过挂户经营方式为温州集体经济创造了2000万元收入。“红帽模式”随后被全国其他地方效仿，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自发市场的“坑蒙拐骗”也影响了温州形象。这种“哈耶克式的自发扩展秩序”面临着自身内在的信用约束，即开始从自发无序发展到自觉的自我规范。温州企业自发的建立了行业协会，引入连锁经营和产品销售体系促进企业扩张。从80年代末开始，行业协会已经在制鞋、皮革、纺织、眼镜、烟草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对所有的生产企业和商家进行规范管理、推行质量标准和其他自律措施，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说明温州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在市场化程度上更加成熟和全面，经济主体自发的实施自主约束，规范市场行为。
　　为解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缺乏的问题，政府允许市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并从中受益。引入公共产品的建造——运营——移交体制。私人投资已经成为温州基础设施投资的主渠道。60%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80%的城市建设投资来自私人投资。

　　三、苏南温州模式成功的经验和不足
　　为什么苏南和温州取得了成功而其他地方却没有？无论苏南还是温州都存在寻找机会和进行旨在促进繁荣的制度创新的历史。温州采纳的是诱致性变迁并承担着高度的政治风险——鼓励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大规模私人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草根阶层（grassroots）改变命运，积极向上的自发改革。两个地区的改革都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效的职能分工。中央政府提供稳定和协调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负责起草和出台特殊政策和规制。这种分工基于“不依赖权威，不依赖教条，只注重务实和实效途径”的原则。
　　两种模式的成功都源于持续的制度创新。基于自立精神和快速采纳打破严格计划经济体制的新观念。企业层次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市场的完善，也有助于克服由于制度安排引起的贫困，诸如人为造成的城乡隔绝。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在没有改变城乡户籍制度，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进城的的前提下实现农村脱贫的。TVEs本身贯彻了一种乡村工业化发展道路，农民居住在当地，身份变职工。即缩小了城乡差距，有没有引发城市拥挤问题。这也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模式之一。目前解决三农问题主流的看法是城市化，且不要说这个过程相当缓慢，要打破农民进城的各种制度壁垒，营造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非朝夕之功。即使是城市化比例提高了真的能解决城乡发展差距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比例也很高，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但并没有消除大面积贫困现象，因为农村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提高而现代化。
　　通过自立的制度创新较少贫困也是两种模式的经验。体现在政府通过保护私人财产权创造制度环境鼓励创新和创造性。在双轨运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无论是直接参与和指导TVEs还是以“红帽子”形势发展民营经济，本质上都是保护私人产权，激励民营经济发展。
　　苏南在计划经济下，当地政府在城乡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政府直接他们管辖范围内移动和配置要素资源并亲自经营企业。这种本地社团主义最初在吸纳剩余劳动和促进农村收入提高方面非常有效。同时还创造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形成稳固的政府权威和政治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苏南政府从企业家角色转变为促进者，他们的战略是通过建立工业园和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创造有利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的环境。因此江苏相对于浙江而言，吸引外资的力度和效果则要打得多，而且苏南模式中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比温州做的要好。
　　温州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确保市场运行效率和有利于私营企业的社会气氛。温州民营经济为主的自发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于后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温州经济普遍存在小企业大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力度小、行业竞争过于激烈。吸引外资力度不大。
　　苏南与温州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外生政策设计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变迁必然会出现新的演化均衡。也就是目前的温州困境和苏南困境问题。温州模式存在的问题是产业升级缓慢、结构过于分散、规模小、过度竞争严重。苏南模式在于政府推进的产业升级快速，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增量后劲不足。作为两种比较典型的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它们都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试验田，既有值得借鉴也有需要不断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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