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问题之九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09-22 11:2812

摘要：不知是1990年代的那一年由谁首先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全国大办教育之风盛行华夏，伴随高校扩招，一方面，有读大学机会的适龄青年猛增，另一方面，考上大学，没钱读的适龄青年也不少。 这种现象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和认识上的偏差。一是贫困生上学难，尤其

　　不知是1990年代的那一年由谁首先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全国大办教育之风盛行华夏，伴随“高校扩招”，一方面，有读大学机会的适龄青年猛增，另一方面，考上大学，没钱读的适龄青年也不少。

　　这种现象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和认识上的偏差。一是贫困生上学难，尤其是上大学难；二是所有国民教育都收费，而且变着法儿高收费，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三是由收费引发的一系问题中，“教育产业化”成为众矢之的；四是认为由于“高校扩招”带来教学质量下降等等。一时间，中国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问题成了社会热点；学校、教师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罪魁祸首”；少数高级教育（知识）人才的高收入现象，成了人们责难的把子；“郎顾之争”后，顾的被抓，以北京大学经济学知名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国当代精英，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凶”。给人的感觉像是中国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经济学家”是中国改革中存在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费支出过大的“罪人”。

　　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不要争论说”，是在“左”的大背景下之，让我们埋头搞经济建设，不要只争不干，先干了再说。到今天，没有设定具体改革目标的各项改革举措，有些事不“争”可以，不“论”一下却不行；有些事，“论”到一定程度，就是“争”一下又何妨？

　　第一，义务教育收费，肯定是错的。既然立了《义务教育法》，更多的义务是政府，而非国民，国民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完成了法定义务，父母没有能力给小孩提供饭食的话，小孩在校吃饭问题，都是政府的责任。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肯定是政府的责任，是那级、那里的政府的责任，不是农民工的事，是政府的事，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不要以为社会是市场经济体制，就什么都用市场调节不按计划办事，义务教育既已立法，就要有计划地实施，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就要修改法的内容。国民基础教育，不能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要按计划配置，按需要配置。现在的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按计划配置，按需要配置教育资源所致，财政困难，不是问题的实质。

　　没有“法治的财政”，“没有标准的财政”，是天文意义上的“黑洞”，再多的财政收入也满足不了支出的需要。1978年我国财政支出1122.09亿元，2003年是24649.95亿元，2005年要超过30000亿元，是1978年的27倍多。与贫穷国家比，我国不仅不如印度，连乌干达都不如，这一说词已说不过去。

　　第二，非义务教育收费，肯定是对的。既然是非义务教育，受教育者交费，是天经地义，至于收到什么水平，这就有一个政策问题和测算问题。

　　“政策问题”是指国家政策规定对非义务教育负担多少比例的费用，国家不负担的部分就是收费比例。

　　“测算问题”是指对不同类别学校的教育成本要有一个基本的测算数据，没这个测算数据，说收费高了或低了，都没有根据。由于价格是动态的，数据测算要常态化、规范化，测算主体要客观、公正，学校教育要核算成本，成本核算要规范。

　　高中和大学，国家负担多少比例的经费，个人负担多大比例，要象“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一样，实行听证。再配合“贷款助学”（详见本人的《财政贴息的“助学贷款”，不如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一文）措施，中国的收费教育才是真正规范化。没有规矩，肯定不“方圆”，必然出现乱收费，民众必然心不平，气不顺。

　　第三，高等教育要分类发展，肯定是趋势。我国的高等教育只分层不分类是不对的。“分层”是指实际工作中的“分层”，如招生时的分层，第一批、第二批……；管理体制上的部属与省属和地市属学校；突出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学校、“985”工程学校与“无工程”学校等等。带有高等教育本质属性的“研究型”、“研究与教学型”、“教学发展型”、“职业教学型”、“社会教学型”等分类，却不明显或不深入人心。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才需求将细化，为适应用人单位偏好，有目的地调整各自办学方向和定位，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社发展的需要，对人才认识进步的必然现象。

　　不同类的学校，教学成本不同，需要国家支持的力度不同，那些必须100%国有“经营”，那些可以控股“经营”，那些可以放手“民营”，国家要拿出政策；国有的、控股的与民营的要拿出资助的比例政策，不能把民营作为高收费的幌子。

　　第四,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肯定没错。国家整体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肯定不对。但没有看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被教育者个人需求的事实也不对。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知识和技能是私人产品，二者决定高教既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能全由国家包下来，政府补贴体现提供公共物品职能，受教育者交费体现高教有私人产品性质。

　　学校是受政府和被教育者双方委托，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受托方，他既要追求社会效益（政府委托），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学校生存需要），还要力求达到标准的教学质量，并有所提高（被教育者的委托和学校发展的需要）。如没有经营理念，没有竞争，在现代社会很难生存与发展。因此，收费的高教，借鉴企业（把高校看作一个行业，则为产业）经营的方式来办，让“好的产品卖个好价钱”，受教育者“多花钱买个好产品”，在高校竞争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是委托与受托双方实现双赢的正确选择。

　　“高教产业化”只是借用一个名词而已，强调要有经营观念，决不能以此作为尽可能多地获得经济利益的借口，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尤其是国有高校，政府没有赋予其盈利任务。民办高校，也不能以盈利为惟一目的，在成本以上高收费，法律也只赋予投资者微利的权利。

　　第五，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不足，肯定是事实。新西兰几百万人有几十所高校，我国的高校显然太少，现在的高校可以乱收费的经济根原是“奇货可居”，高教供给不足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当国家没有财力投资建设更多高校时，大力发展民营高校，不失为正确选择。对少数地方政府无力资助的国有高校，实行股份制，也是一种出路。

　　民营不等于降低要求，设过低的门槛。若发展，就意味着降低质量的话，还不如不发展。发展一是量、二是质，只有量的扩大没有质的提高叫“繁殖”，只有质的提高，没有量的扩大，那叫内涵发展。所以，发展的本质是质的提高，量的扩张是发展的外在表现。目前的高校扩招只能认为是“扩张性繁殖”，并不是高校的发展。

　　第六，高校教师，没有研究生毕业以上的水平，肯定是不合格的。我国高校之所以在世界排名落后，不是国家投的钱少一个原因，本质上是高校教师不是世界一流造成的。教师的水平高，学生的水平就高，某高校毕业生在哈佛毕业生水平和能力之前，某高校的排名肯定在哈佛之前。

　　若，某所高校把进教师的门槛降低，选教师没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这所高校就完了，起码是要降级降等。当然，水平不等于文凭，学历不等于能力，重在实用。在那些职业教育院校，其实践课、操作课的指导老师，则以实践操作技能教学水平高低为标准。

　　第七，高校教师，必须是中国高收入群体的一员。高校教师是高级知识份子，在知识是最稀缺资源的现代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级知识份子不是高收入群体的一员，那么，还有谁应该是？高知识高收入相对应，几千年的中国是这样，世界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若不是这样，这个社会必然出问题。不然，谁愿意去钻研知识，谁愿意对教育投资。

　　就目前社会上、网上的一些不正确言论，在这里，我没有丝毫含糊地给了最直接、肯定的回答，谁愿意就上述七个问题与本人争论，愿意奉陪。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jgu/2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