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的罚款定价影响因素与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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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各国都高度重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行政处罚是监管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2017年银保监会的处罚数据发现：违法违规案件性质越严重，银保监会的罚款金额越高;相对于其他业务领域的违法违规案件，银保监会对内控相关

　　摘要：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各国都高度重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行政处罚是监管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2017年银保监会的处罚数据发现：违法违规案件性质越严重，银保监会的罚款金额越高;相对于其他业务领域的违法违规案件，银保监会对内控相关的案件处罚更重;银保监会对不同机构罚款定价的确存在差异，相对来讲，对上市银行违规罚款金额更高，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大型国有银行违规罚款金额更低。研究表明，监管部门应督促金融机构建立更加合理的内控体系，同时提高处罚的公信力与权威性，采取多种处罚方式增加金融机构的违规成本，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处罚;罚款定价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严监管、防风险已成为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新趋势。近年来，我国金融违法违规事件时有发生，金融风险防控任务日趋艰巨。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我国开始大力整治金融行业的乱象，特别是对银行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在本文中指原银监会)先后制定了多項规章制度，加大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检查。2017年仅银监系统就开出罚单3452张，涉及1877家机构，1547名责任人员被处罚，罚没金额近29.32亿元。

　　金融机构违法违规不仅会导致本机构的经济和声誉损失，而且由于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负外部性，还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罚款是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的常用和重要的处罚手段之一。然而在实际的行政处罚中，金融监管部门虽然有法可依，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各种违规行为具体的罚款额度，监管部门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某机构违反该条规定时，银保监会将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相应的处罚公告中会披露违法违规单位或个人、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如罚款)、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处罚日期，但并未披露罚款金额具体是如何确定的。

　　随着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增多，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的处罚成为常态。银保监会如何选择恰当的处罚方式?哪些因素影响罚款定价?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被处罚机构是否因为处罚而有所收敛或改进?研究这些问题不仅会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理论，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科学性，从而有效威慑和抑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Becker从社会损失的角度出发，首次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了违法行为的产生并探讨了如何对违法行为实施惩罚，构建了违法违规处罚研究的基本框架。所有的违法行为都是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会给社会带来外部成本，造成社会损失。违法者只有当其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时，才会做出违法行为。他提出“威慑效应”，即恰当的处罚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预期，威慑潜在的违法者，从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而监管部门应尽量采取执行成本低、威慑效应强的处罚方式，比如罚款。在此基础上，Stigler首次提出了边际威慑理论，认为惩罚的大小应该随着违法行为造成损害的增加而增加;Polinsky等将社会损失最小化改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假设处罚方式只有监禁和罚款，提出了最优执行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对违法行为惩罚的最优政策，认为只有在惩罚违法者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即惩罚违法者的社会净福利为正时，惩罚才是有效的。关于公司违法违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声誉机制会使违法违规公司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约束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Kirat等分别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监管处罚情况，其发现违法公司由于声誉机制所造成的损失是罚款的数倍。Paternoster等则认为除了声誉机制之外，人们违法时的自责、羞耻感等道德因素能够有效地约束公司违法行为。另外，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的违规行为。Beasley用Logit模型回归分析了75家财报造假的公司和75家没有造假的公司，他发现外部董事比例更高的公司发生财报造假的几率更小。Johnson等从高管薪酬的角度考察了管理者的激励工资与企业违规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形式的薪酬激励制度会对公司违规产生显著的影响。Koster等从银行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处罚对商业银行盈利及股价的影响，发现罚款金额与银行税前利润负相关，而与税后利润无关，与股票收益率则正相关。其研究认为处罚所造成的损失远低于银行从非法行为中所获得的收益。Koster等分析了罚款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发现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罚款会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暴露。

　　国内对于违法违规处罚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上市公司层面，研究金融机构违规处罚的很少。陈国进等从公司的治理角度发现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醋卫华等分析了147个证监会处罚样本，发现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会导致股东价值明显下降，其中声誉价值损失占股东价值损失的比例达到52.92%，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有显著的作用。张宗新等以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证券监管处罚的效应，结果发现监管惩戒时效性差，威慑效应不足。宋云玲等研究表明，监管处罚过程中的选择性行为、潜规则和较弱的处罚力度等使得证监会对违规案件的处罚效果并不理想。陆瑶等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犯罪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增加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周开国等从中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研究发现，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的频率。

　　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了银行违规处罚的问题。丁灿收集了美国和英国100多个金融机构违法违规遭受处罚的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法梳理了这些案例的主要特点、原因以及教训，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增强监管执法效率、提升监管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伏军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2011-2015年美国银行业监管处罚的案例，发现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在对违规银行罚款时，着重考虑的因素依次为涉外与否、被处罚主体个数、涉案金额、是否为衍生品外汇类和波及人群范围等。

　　推荐阅读：《金融监管研究》(月刊)创刊于2012年，是由《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主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办刊宗旨为在：传播金融监管思想，刊发金融监管和国际发展动向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扩大我国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服务金融监管理论创新与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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