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与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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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自然人税收管理愈来愈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焦点和难点，研究影响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的主观心理因素对于创新税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自然人主观感知的视角，将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与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和经验层

　　摘要：自然人税收管理愈来愈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焦点和难点，研究影响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的主观心理因素对于创新税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自然人主观感知的视角，将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与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研究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触发效应、道德认知的驱动效应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纳税遵从意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高会显著触发其纳税遵从意愿的提升，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会有效驱动其纳税遵从意愿的改善。不仅如此，自然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还会激励其更好地道德践行，进而驱动其更积极地纳税遵从。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家庭相对收入处于中低水平的自然人以及户籍在农村但居住在城市的准市民的自然人而言，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强化道德在税收实践中的支撑与引领，是破解自然人纳税遵从难题、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税收管理;纳税遵从;自然人;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公民个人的收入与财产大幅增加，自然人规模与日俱增，自然人税收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1-2015年全国自然人税收收入从1475.6亿元增长到14693.5亿元，年均增长17.8%，占总税收的比例从8.9%提高到10.8%。然而，我国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较低，对税收存在被动接受性，对税收征管工作有抗拒心理，日益成为制约税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突出短板。

　　我国自然人社会身份、职业属性繁多复杂，收入来源渠道广泛，影响其纳税遵从意愿的因素来自经济、社会、道德文化等多个方面。从经济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然人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本身就有纳税不遵从的动机;另一方面，税收的“无偿性”以及纳税人财产的“私有性”也从本质上决定了税收征纳双方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从社会层面来看，税收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工具，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改善国计民生的重要财务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同自然人休戚相关，而公共产品与服务要以税款的及时足额征收为前提，再通过财政资金高效的拨付和使用来实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人需要。另一方面，自然人对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程度影响着其纳税遵从意愿。特别是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连年增长、居民收入占比较低、公民教育资源不均衡、发展机会不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得到人们关注、追问的现实背景下，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总量是否充足、质量是否令人满意、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率，自然人的权益能否得到很好的维护、实现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遵从与否。从道德文化层面来看，道德认知不仅是规范自然人行为的道义基础和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税收征纳关系和谐可持續的重要精神动力。社会准则与个人的价值追求是自然人纳税遵从决策过程中着重考虑的重要因素。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关系到社会成员发展机会是否平等、发展环境是否优良、发展成果能否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公民，是使自然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道德认知作为构成经济社会的人文因素，已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内驱力量。自然人作为社会上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的纳税群体，其税负体验最为明显，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接触最广、感触最深、反映最强。因此，从理论和经验层面揭示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影响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而有效提升自然人的纳税遵从水平，成为新时代创新税收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鉴于此，本文从自然人主观感知的视角，将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与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同时纳入分析框架。首先，基于社会互动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以及预期效用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探究公共服务满意度和道德认知对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其次，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年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和稳健性分析;再次，根据自然人不同的家庭相对收入水平、不同的城乡身份属性，对自然人的纳税遵从意愿展开进一步讨论;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和提升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纳税遵从的研究始于20世纪美国的A-S模型。Allingham等认为纳税遵从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所以经济因素是影响纳税遵从的最主要因素。该模型从犯罪经济学视角出发，以预期效用理论为基础，在假定自然人具有完全理性、完备的信息搜索和计算能力、内在的一致性偏好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得出加大惩罚力度和稽查概率可以有效提高自然人的纳税遵从意愿。随后，不断有学者对A-S模型予以完善，其中包括将罚款的依据由未申报收入改为逃税额、引入累进税率、考虑税务部门稽查时间、设置动态稽查概率。然而，单纯地考虑经济因素，无法合理地解释实际中的纳税遵从现象，尤其是在同等的稽查概率和处罚力度下，现实中自然人纳税遵从水平远低于上述模型理论推导的结果。

　　鉴于A-S模型的局限性，部分学者开始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纳税遵从问题，并从中衍生出两个研究方向。其一，Kahneman等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分析，创立前景理论，并应用到纳税遵从研究之中。同预期效用理论相比，前景理论以有限理性为前提，通过重新定义自然人感知的“稽查概率”和所追求的“价值函数”，较为准确地预测了自然人的纳税遵从水平;其二，税款的征纳不仅是社会资源由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简单过程，也是具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公共部门、社会成员及社会组织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复杂结果。自此，社会互动理论在纳税遵从研究中崭露头角，至今方兴未艾。该理论认为，自然人遵从与否会受其决策环境的影响，社会和心理因素是影响其纳税遵从意愿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表明，受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以及复杂多元文化冲击的影响，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有诸多非经济因素，如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道德认知水平，影响着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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