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敖商榷：也谈周恩来的一封信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1-11 10:2912

摘要：近来大名鼎鼎的李敖大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演讲，轰动全国，各种媒体特别是各大网站争相报道，或捧或骂，好不热闹。鄙人僻居在一个不东不西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县城郊，原本极爱清静，不喜热闹，但无奈李敖大师的名声太响，不止声震屋瓦，而且简直声震环

　　近来大名鼎鼎的李敖大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演讲，轰动全国，各种媒体特别是各大网站争相报道，或捧或骂，好不热闹。鄙人僻居在一个不东不西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县城郊，原本极爱清静，不喜热闹，但无奈李敖大师的名声太响，不止声震屋瓦，而且简直声震环宇，忽然有一天打开电视，竟意外地看到了李敖大师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镜头，作为一个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的也算知识分子吧，自然就产生了关注此事的兴趣。于是，就上网，原来网上已经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了，可见虽在信息时代，这信息也传得还是太慢，或者准确地说，是鄙人太落伍了。好在只落伍了几天，补救一下还来得及，于是天天上网遍查各种相关报道。

　　忽然，又是一个忽然，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出一行标题“清华学者奚落李敖反受辱，昨晚羞愧自杀”，咦，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有这样的事？于是，输入关键词，用百度搜一下，还真搜出不少相关网页，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地说，清华学者王某某听了李敖演讲之后，以李敖曾书“人书俱老”来证明李敖老矣，不料李敖与网友聊天时却道，“人书俱老”是古典，并不是说人老了，而是表示人的学问的书法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此言一出，清华学者面子丢尽，于是乎自杀以谢国人，云云。

　　上述报道署名中新社记者bruce2002，实在看得人目瞪口呆，欲信不信。虽然有网友指出，一看就是假的，是造谣中伤。但我等不明真相之人，依然还是一头雾水。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当真这李敖的确厉害，碰不得，惹不起。谁惹谁倒霉！

　　但人的心理也怪，越说惹不起，越想惹他一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天下不怕死的勇士多的是！这只要看看网上有多少人骂李敖就知道了。

　　不过，我写这篇文章却不是要招惹李大师。老实说，我惹不起他老人家，当然更不想做他老人家笔下的冤死鬼。生命多可贵啊，虽然君子固穷，但也还是以活着为好。鄙同宗贫嘴张大民说：没人杀你，你就好好活着。原话记不真切了，大意如此。

　　正经说来，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心存多年的一个疑问，想趁着眼前这股汹涌澎湃、热气腾腾的李敖热，就教于海内外饱学之士，得一明确解释。

　　事情源于2001年5月，当时我买了李敖的一本书，叫《戳蒋介石的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版），拜读之下，真是如获至宝，相见恨晚。李敖大师那种穷根究底，拨云驱雾，直把事情真相弄到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的历史考证功力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大无畏勇气和执着精神深深折服了我。于是一年以后，当李敖大师的另一本《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与我邂逅相遇时，我便立即买了回来。

　　问题就出在这本《扒蒋介石的皮》里。该书第269页至341页，收入了李敖三篇关于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的文章，第一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别赖张学良了》，第二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我看周恩来的一封信》，第三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三——大时代的故事，大时代的造谣》。这三篇文章概括起来是说，三十多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中国大陆就赖别人，其中所赖的就有一个张学良。按国民党的标准说法，中共“流窜”到陕北，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最后坐大占领了大陆，国民党才来台湾。但其实——据李大师考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采取了“主动”行动，派人与中共秘密接触，因此中共坐大，并不是张学良之过，倒是国民党蒋介石自己罪有应得。总而言之，国民党造了谣，篡改了历史，应予以改正。

　　历史上国民党善于造谣，善于篡改事实，我是知道的。还在20年前，我曾看过一本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的书，当时花钱买下这本书，原是准备作为难得的资料珍藏的，后来不幸为人借走迷失。只记得该书36开，封皮为黑色基调，书名及出版社、出版年月都忘光了。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心情真的是非常别扭。作为常识，我本来早已知道，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曾派周恩来为代表赶赴西安调解处理，并发挥了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宋美龄的这本书中，好象当时西安根本就没有周恩来这个人，只有她一个人以国母的口气，居高临下，循循善诱地教训和劝导蛮撞惹祸的顽童张学良，而顽童张学良则在惹事之后不知所措，无以圆场，只是乖乖地听从教导，终于幡然悔悟。历史真相是这样吗？国民党的善于造谣，善于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由此可见一斑。

　　但李敖大师这三篇文章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李敖大师作为主要论据之一的周恩来写给陈立夫和陈果夫的一封信究竟写于何时？

　　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别赖张学良了》中，李敖根据1977年陈立夫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认为，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果夫和陈立夫。该信全文如下：

　　果夫
      　　两先生
　　立夫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馁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双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放，尊此并颂
　　时社
　　周恩来   九月一号

　　周恩来的这封信只署“九月一号”，未写明年份，问题即由此产生。据李敖大师在第二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我看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转述，台湾史学家沈云龙、李云汉主张这封信写于1936年9月1日，而不是李敖大师主张的1935年9月1日。

　　李敖断定沈云龙、李云汉“显然是捏造历史了”。理由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陈立夫那篇参加回忆抗战准备工作的文章。据陈立夫回忆说“余于二十四年圣诞节前数日奉命去苏联，商谈对苏军事同盟”，“余出国已将三月，装病亦不宜太久，及时回国，亦所必需。返国后两事必须同时积极进行，以争取时间，一为与苏联鲍格莫洛夫大使进行交涉，二为与周恩来进行商谈。”可见国民党早在西安事变前就在“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及中共进行秘密接触。

　　那么国民党是怎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呢？又据陈立夫回忆，在“剿共”期间，“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同志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

　　陈立夫又回忆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得到周恩来信后，立即转呈蒋介石，并奉命继续联系。“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

　　除陈立夫的回忆外，还有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作为旁证。蒋介石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回避，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又说：“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这样看来，周恩来的信似乎的确写于1935年9月1日。但我印象中1935年9月1日，周恩来应该正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给陈果夫、陈立夫写这样一封信呢？疑问由此产生。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想改行当历史学家，只是业余时间于历史问题有点兴趣。于是就查手头能找到的文献资料。我找到的是《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该书第一卷第360页到363页提到的有关历史事实是：

　　1935年8月，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他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彭德怀苦苦思索之后，决定“抬”。三军团走了六天六夜，终于走出班佑。可是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张国焘借口河水陡涨和缺乏粮食，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

　　从这一段事实中，我们可以想象，周恩来当时正处于怎样一种困难危急的境地：外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内有张国焘挑起分裂，还有来自草地的严酷考验，偏偏这时自己又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这时怎么可能给陈果夫、陈立夫写那样一封信呢？
　　再看该书第384页至393页，原来事实是这样的：

　　1935年底，蒋介石派他的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未果，遂命陈立夫回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寻求与中共谈判。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国内通过曾养甫、谌小岑等人设法与中共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方便，宋庆龄还给了董健吾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同时还设法取得了张学良的同意。张学良从这件事明白了南京的意图，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周恩来正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由在瓦窑堡的博古会见了董健吾。
　　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阵线宣言》。
　　5月15日，周恩来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8月8日，潘汉年在南京与曾养甫会晤后，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到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决策。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同南京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8月27日，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
　　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即上文提到的那封信。

　　综合以上事实：（1）早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中央就已经采取主动措施与中共联络接触，以后十多年中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的失败，的确不能赖张学良，这一点李敖大师说得很对；（2）但是，周恩来写给二陈的信，不是在1935年9月1日，而是在1936年9月1日，这一点李敖大师错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指出这一点，应该无损于大师的声誉。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不谬，下面再举出一个证据。周恩来的信中明明写着一句：“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实现
　　三个方面军会师则在1936年10月。周恩来绝不可能在1935年9月1日就未卜先知，写出这样一句话来，只能是1936年9月1日。

　　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回忆资料，都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周恩来绝不可能在1935年9月1日写出那样一封信。但引来引去，未免麻烦，请恕我不引了。看李敖大师的文字，虽然惯于旁证博引，但大师更强调的是证据力，对此笔者很以为然。

　　然而，遗憾的是，李大师在“周恩来的信写于何年”这个问题上，恰恰犯了他所指责的别人所犯的错误。通观李大师三篇文章，其依据的无非是陈立夫、蒋介石的回忆。但陈立夫的回忆发表于1977年，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是1954年至1958年间由人捉刀的杰作，其证据力在哪里呢？

　　文章到此基本上可以结束了。不知世人对此会持何种看法，或以为笔者未免小题大作了吧。但其实不然，历史学家注重的恰恰就是历史细节，许多历史公案，就是围绕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展开的，如红学界就曹雪芹的生卒年进行的争论就是典型一例。更何况在李敖大师的三篇文章中，周恩来的信写于何年，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时间错误，而是关乎篡改历史、转嫁历史责任的大问题。李大师说：“因为不是一九三五年而是一九三六年，则该信发出后三个月就发生了西安事变。照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直接接触已有半年，则张学良接触中共，还在国民党之前，这不是沈云龙、李云汉替国民党御用历史开脱吗？”可见时间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

　　从前文所引《周恩来传》材料可知，国民党中央的确在西安事变之前就与中共有了秘密接触，这一点李大师是说对了。但李大师或者由于资料局限的问题，以为国民党中央与中共接触始于周恩来写给二陈的一封信，因此把周恩来写信的时间看得过重，并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这就欠妥了。特别是李大师的这部著作在内地出版于2001年1月，此时海峡两岸接触交流已经相当宽松，依李大师的考证功力，应该不难找到有关史料，详加订正。但遗憾的是，在我这样一个外行看来都十分明显的错误，却赫然出现在李敖大师的作品里，迟迟得不到纠正，这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申明，笔者写作本文没有任何背景可言，纯属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目的只在将心存多年的疑问和思考写出来，将有关历史事实搞清楚，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进行任何政治的或道德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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