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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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民主制度论文发表了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近3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的运行方面是否经历了显著危机, 争论双方也有着相当大的分歧, 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数据及其对数据的解释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主制度论文投稿,特

　　这篇民主制度论文发表了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近3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的运行方面是否经历了显著危机, 争论双方也有着相当大的分歧, 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数据及其对数据的解释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主制度论文投稿,特朗普;共和党;民粹主义;代议制;建制派;反建制派

　　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尽管他是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与共和党并不一致。特朗普上台之后，与掌控了国会的共和党建制派的关系将会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同样对主流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总统竞选时获得了大量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影响日益提升，奥地利2016年总统大选无人得票过半等现象都表明民粹主义的兴起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民粹主义者及民粹主义政党与西方主流政党的关系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类民粹主义者的兴起将会对欧美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主流政党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回应民粹主义者带来的挑战?这种关系将会对该国的政治体制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借助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进行反思。 一、美国政治的极化与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 (一)美国政治的极化危机 有学者认为，政治极化的本质是“选民结构及其地理基础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紧张所产生的结果”。

　　一方面，两党之间表面的对立和差异不断增强。两党对立的极化表现在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妥协与共识被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所取代。另一方面，两党内部的同质化体现为内部意识形态和立场的高度统一。两种现象的共同作用使得两党之间的妥协余地进一步缩小。

　　尽管政治极化会增强党内凝聚力，但选民结构的不断重组也可能导致新的极化产生。这表现为党内极端派别对建制派的冲击，如共和党内部的茶党对共和党建制派构成的挑战。 政治极化所导致的冲突可能上升到公共政策制订，进而影响普通民众的福祉。2010年两党在医保改革问题上争议不断，民主党方面试图推动《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保”)，这一法案中的许多措施有助于改善美国民众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但共和党方面在政治考量的推动下选择反对这一法案，尽管在一系列政治博弈之后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但共和党始终将废除“奥巴马医保”作为其重要的政策目标。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共和党方面在阻力巨大的情况下坚持废除这一法案，这一决策可能导致大量选民失去业已享受的医疗保险，将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政治的极化使得民众对于政治感到失望，迫切希望有“第三方”介入改变这一现状，这正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政治极化使民众对政府愈发不信任。民调数据显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率接近史上最低水平，仅有20%的美国人信任政府，其中16%的美国人在绝大多数时间信任政府，而仅有4%的美国人总是信任政府。因此，当特朗普以政坛新人的身份出现，誓言要对抗现有的政治体系时，他能够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

　　(二)特朗普与民粹主义 特朗普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的政策主张时常显得简单空洞，这与民粹主义的本质相符合。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极端空洞的意识形态，因为简单直接是它最重要的特征。民粹主义声称他们代表“人民”，这是高度同质化的一个群体，其内部不存在分歧和差异，与之对立的“精英”也有同样的特征。

　　这种简化显然是与现实相悖。民粹主义领袖在“人民”与“精英”对抗的语境中，常常将问题的解决方案诉诸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种朴素的“常识”，提供了对当前问题的单一与直接的解决方案。

　　这解释了民粹主义为何必须简单直接：民粹主义表达了对复杂的代议制的反感，而诉诸常识则意味着向民众提供一种高度简化且容易理解的方案，这对于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特朗普作为商业大亨背景的魅力领袖，他的横空出世有助于使民粹主义运动解决自身的自发性与代议制政治的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民粹主义介入政治时往往以体制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因此其获得的支持往往是自发的。但代议制要求参与者将其支持者组织起来，这种制度化的努力是与其简单直接的特征相冲突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领袖以个人意志替代制度化建设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保全了民粹主义的自发性和简单直接的特性。 特朗普具备民粹主义者的两个重要特征：诉诸危机与对小团体的信任。诉诸危机意味着民粹主义者要将注意力转向迫在眉睫的危机，并给出直接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民粹主义者需要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制订和执行这类方案。特朗普在竞选时往往将选民关注的问题如非法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夸大，强调迅速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而为了确保权力的集中，民粹主义者需要“忠诚的顾问”,例如特朗普所组建的核心决策圈。他们为特朗普本人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以说服内部的支持者，对外负责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确保民粹主义领袖始终位于权力中心。 但民粹主义政客进入主流政治的必要条件是向其妥协，不得不在代议制的框架下处理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近年来在欧洲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和特朗普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都是这种妥协的表现。这是民粹主义者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作出的必要妥协，因为民粹主义者意识到，借助代议制获得政治权力是实现其主张的唯一正当方式，依靠“选举霸权”也能够增强其主张的合法性。

　　但进入主流政治就意味着民粹主义必须在遵循代议制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主体展开竞争，这使得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在进入主流政治后选择以更温和的方式阐述其主张。例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亚·勒庞在接任国民阵线领袖后便调整了其政策主张，改变了传统的激进立场，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这也反映了民粹主义的根本困境：民粹主义动员其支持者并获得政治权力的制度保障是代议制提供的，而民粹主义的目标是反代议制的，因此在民粹主义者介入主流政治并借助代议制获得政治权力时，他们传统的反代议制立场也就难以为继，因为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改變代议制。但适应代议制政治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民粹主义色彩，而这正是他们获得支持的重要保障。因此民粹主义者必须要在代议制框架下尽可能保留其民粹主义色彩，以便继续号召支持者并巩固其政治权力。但他们也必须逐步适应代议制政治，维持对代议制政治的敌视无助于他们维系自己的政治权力。因此，民粹主义者会逐渐向主流政党靠拢。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强大的号召力使传统政党开始民粹主义化，民粹主义动员起的大量选民所造成的选民构成变化是主流政党民粹主义化的重要原因。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化的一大表现是党内极端派别的出现。在2016年大选期间，两党内部都出现了“反建制派”的声音，包括民主党以伯尼·桑德斯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共和党内部以泰德·克鲁兹与马可·卢比奥为代表的茶党。这些派别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与民粹主义者一致，尽管在特定问题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总体上两者的合作居多。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化和民粹主义者适应主流政治的努力会导致两者的立场逐渐趋同，但这对于主流政党意味着极化，跨党派的共识将会进一步减少，这可能会对代议制本身造成长远的影响。

　　二、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 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是民粹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制度的对立面的观点正在逐渐被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观点所取代，即民粹主义是民主制度投下的一道阴影。

　　民粹主义所强调的人民至上与人民主权原则都将人民视为政治的主体，由此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就是政治的逻辑。也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者质疑现有的民主制度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平等的新体制让代议制下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发出声音这表明，如果主流政党无力应对社会政治的变革，或现有政治制度难以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能会引发民众对民主制度的反思，甚至是选择支持民粹主义者。因此，主流政党也在试图对这些声音作出回应。 但民粹主义对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同样不容忽视，两者的对抗将会常态化。民粹主义对于多元式民主的包容有限，容易走向民粹专制。这类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挟持民意冲击现有政治制度，导致民主质量不断下降。民粹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分歧，以茶党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民粹主义者抱有对国家和政府的敌意，而另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尤其是欧洲民粹主义者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则强调政府应当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这种分歧可能会对民主制度本身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与共和党之间的互动体现了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复杂关系。特朗普在团队管理问题上希望保证自己居于权力中心，并挑选忠实者形成了“内圈”。他对于顾问团队的依赖以及对内阁的不信任是他反抗民主制度的表现，这导致他与共和党的分歧扩大。“通俄门”则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与民主制度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角力，表明民粹主义者的集权倾向会对民主制度构成挑战。医保改革问题上特朗普与极右翼派别茶党之间的分歧既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内部分歧，也是选民以极端方式表达其诉求的表现。移民问题上共和党的立场体现了其民粹主义化的倾向，表明主流政党正在进行调整试图回应民众，但这种尝试本身可能并不理性。

　　(一) 特朗普及其团队：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分歧 特朗普高度依赖其私人顾问团队，因为他能够获得团队的全力支持。特朗普的顾问团队由三类人组成：以莱因斯·普里巴斯①为首的亲建制派成员，以班农为首的极右翼成员与以贾里德·库什纳为首的特朗普家族成员。亲建制派成员一般在为特朗普服务之前就与建制派有密切的联系：普里巴斯本人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前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人与公关总监。他们的政策立场较为温和，充当了特朗普与建制派沟通的桥梁。班农所代表的极右翼势力拒绝与建制派合作，对特朗普的立场影响较大。在班农等人辞职后，以女婿库什纳为首的特朗普家族成员正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库什纳本人正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顾问之一，他的政治立场与特朗普并不一致，但他能够得到特朗普的充分信任与他的身份不无关系。其长子小特朗普则在“通俄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侧面反映了特朗普对他的看重。特朗普看重团队成员的忠诚，选择自己的家族成员作为自己的顾问是保证团队成员忠诚的重要举措。 相比之下，特朗普对官僚体系的信任有限，这导致他与共和党的关系恶化。特朗普在制定政策时较少参考其内阁的意见，与阁员的关系也有恶化的迹象，相比于其顾问团队，特朗普的内阁与建制派的立场更加一致。特朗普与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之间的分歧正在日益扩大，其政策立场屡遭质疑，而特朗普在“通俄门”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此前白宫高层屡屡泄密导致的问题都加重了蒂勒森的负担，这使蒂勒森十分不满并与白宫发生了冲突。〔17〕特朗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杰夫·塞申斯也被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国会两党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塞申斯辞职，侧面反映了特朗普与塞申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朗普看重的是其团队成员的能力与忠诚，而不是其政策立场。

　　副总统麦克·彭斯就是一个特例：他曾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其政策立场十分温和，与特朗普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也曾抨击特朗普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与立场。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负责协调特朗普团队与共和党的关系，且十分低调，将大部分功劳归功于特朗普。在医保改革问题上彭斯出面协调特朗普与共和党的意见，防止双方的意见分歧进一步扩大，在其他问题上彭斯的表态也与特朗普保持一致。这使得特朗普对彭斯信任有加。〔19〕彭斯本人不仅忠于特朗普，且能力出众，这是特朗普信任彭斯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倚重顾问而疏远内阁是他对代议制体系不信任的重要表现，这也是民粹主义者的重要特点。民粹主义者将“人民”与“精英”置于对立的语境当中，而体制则常常与精英并列，是令“人民”失望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对立中，民粹主义者获得了合法性。对于代议制的不信任使得特朗普需要塑造起反抗体制的“孤胆英雄”的形象，而作为代议制内的一员，特朗普需要足够的权力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一体系，因此他有很强的集权倾向，这加剧了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冲突。

　　(二)特朗普与“通俄门”：与共和党的权力之争　①指变更参议院议事规则，废除议员以程序性议事阻挠的方式拖延表决的权力，将人事提名通过的门槛由60票降低至51票。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极端立场表明特朗普所需要的支持主要来自“中心地带”，即他的核心支持者。作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所谓的“中心地带”，也正是被民粹主义者视为“人民”的核心支持者。在目前，他们主要是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即“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尽管主流舆论至今仍然在抨击特朗普，但只要特朗普能够满足核心支持者的诉求或者是摆出能够满足他们的诉求的姿态，他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并继续推行其极端的政策，甚至是迫使主流政党民粹主义化。

　　三、结论 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与共和党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在顾问团队的选择上，特朗普在选择顾问时与共和党建制派的期待大相径庭，而他所依赖的顾问也让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医保改革是特朗普上任后推进的重点，最初特朗普希望彻底废除《平价医保法案》，但选民的立场迫使他不断改变对于医保改革的看法，甚至在这一问题上与共和党内部的极右翼盟友有不同意见。在“通俄门”问题上，特朗普在权力分配上与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是共和党向民粹主义靠拢的重要表现，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在这一问题上的激进立场也被共和党建制派逐渐接受，两者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合作。

　　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对主流政治的挑战可能对美国政治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特朗普的上台加剧了两党政治极化的程度，对美国政治中强调协商与合作的传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动用“核选项”以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的提名就是表现之一。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冲突已经上升到了宪法设计的层面，在未来两党的冲突必然会加剧，而宪法设计可能会被进一步破坏，其影响将不会局限于当前。 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民粹主义者与代议制政党的关系。

　　作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代表的是民众对主流政治的不信任甚至是敌视的情绪，他们希望改变复杂的政治现状，将政治的内容加以简化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其中。民粹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便致力于兑现自己的承诺，但他们依赖代议制获得政治权力，因此无法真正改变代议制政治，只能向其妥协。而主流政党也因民粹主义的所动员的大量选民选择主动向其靠拢。 特朗普的兴起反映了美国的衰落，尽管他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在选民面前，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代议制，因此也就对真正的问题无能为力。在短期内他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支持是难以为继的。而主流政党试图以民粹主义化应对当前的挑战的行为更无法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所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其制度根源而只针对特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无助于遏制民粹主义在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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