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教材编写的继承与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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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教育论文发表了汉语教材编写的继承与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功能法在西欧兴起，并于80年代逐步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论文探讨了教材编写过程中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探讨了教材本土化、立体化、数字化等问题。 [关键词]教育论文发表,教材编写;继

　　这篇教育论文发表了汉语教材编写的继承与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功能法在西欧兴起，并于80年代逐步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论文探讨了教材编写过程中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探讨了教材本土化、立体化、数字化等问题。

　　[关键词]教育论文发表,教材编写;继承;创新;本土化;立体化;数字化

　　汉语教材建设可以从1958年出版第一本教材《汉语教科书》算起，到今年已经整整60年。截至2017年，汉语教材已经出版了17，800余册/种(周小兵等，2017)，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对使用的教材不完全满意，编写和出版新教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同时教材编写存在着“同一水平重复”(程相文，2001)等问题，造成资源和成本的浪费。 教材建设并不在于频繁出版“新”教材，而在于新出版的教材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抑或延长好教材的生命力。因此教材的出版既要继承和发扬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中的优良传统，也要借鉴和吸收二语教学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并在编写中有所突破和创新。

　　1.汉语教材的历史发展

　　汉语教材大体经历了结构、句型阶段，结构、功能相结合阶段，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阶段(任远，1985;刘殉等，1982;刘殉，2014)，任务型阶段等。

　　第一阶段：结构、句型阶段

　　1958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是第一部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正式教材。“它的最大功绩在于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从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中分离出来，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比较实用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刘珣等，1982)。这套教材对汉语语法作了独具特色的切分和编排，其语法体系成了此后各个版本教材编写语法部分时的主要参考依据(任远，1985)。但是《汉语教科书》语法条目过于繁杂，1971年出版的《基础汉语》针对这种情况做了删改和压缩，并以典型“范句”的形式体现语法规则，突出了“范句”教学，即首先介绍基本句式，通过大量的练习，在较熟练掌握范句的基础上进行语法知识的讲解，突出实践性原则，“范句”的出现使汉语教学向句型教学迈进了一步。

　　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语教学普遍施行句型教学，汉语教学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实验和研究。1977年出版的《汉语课本》就是在此背景下编写的一部以句型为主的教材，它用句型代替了范句。这套教材第一次把句型及替换练习引入到了对外汉语教材，在对外汉语基础教材中具有开创意义(赵贤洲，1987)。但是这套教材时代色彩过多过浓，因而“寿命”较短。取而代之的是70年代后期开始编写并于1980年出版的《基础汉语课本》。《基础汉语课本》以句型为主，通过大量替换练习培养语言习惯，“是到那时为止按照结构法的路子编写的一部最成熟的教材”(吕必松，1990)。

　　这一时间，汉语教材的编写由以语法结构为纲，到在此基础上突出“范句”，再到重视句型教学，其发展脉络影响了整个汉语教学的发展路径，以及后续教材的编写思路。尤其是口语教材，大都沿用了句型教學的路子。另外，《基础汉语课本》也是第一部配有教师手册和录音磁带的教材，开创了配套教材的先河。

　　第二阶段：结构、功能相结合阶段

　　1981年出版的《实用汉语课本》，“力图通过结构与功能的结合，突出语言教学的交际性原则”(任远，1987)。这是一套为国外汉语教学编写的教材，它采用了句型、功能、结构相结合的编写原则，包含句型替换、功能项目操练、语法分析等综合性训练，既考虑到交际的需要，又能贯彻句型的循序渐进原则，同时也保证了语法体系的相对完整性。这套教材是第一部把功能法引进对外汉语的教材。随着功能法研究的深入，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开始强调不同学习阶段要有不同的侧重，如：《现代汉语教程》(1988)、《科技汉语教程》(1987)、《中医汉语》(1985年试用，1999年出版)等，体现了初级阶段以结构为主、兼顾功能，中高级阶段以功能为主、兼顾文化的特点。

　　进入8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课程设置上，变一门课综合训练多种技能为几门课训练单项技能(吴勇毅、徐子亮，1987)，教材编写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鲁健骥主编的《初级汉语课本》(1986)包括了与之配套的《阅读理解》《听力练习》《汉字读写练习》课本，设置听说课、精读课和汉字读写课相互配合，注重各项技能的训练。另外，这套教材在语法解释方面简单、明了，大量采用公式、英文缩写，较少使用专业术语。正如鲁健骥先生所说，语言教材在处理语言材料的时候，不应拘泥于语言知识的系统性……为了分散难点，一是把同一语法点的不同方面分散到几课书里，并且允许中间有间隔，二是允许有计划地“冒”，“冒”的部分可以进行注释和翻译(鲁健骥，1993)。这些做法都为后续教材的编写不同程度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这段时期教材的特点主要有：(1)编写理念由以语法句型为中心向结构和功能相结合转变。(2)综合型的通用教材发展为以核心课为主单项技能课相互配合的配套教材，教材向系列化发展。(3)语法编排上注意分散难点、语法解释简单明了，以公式和英文缩写方式呈现。

　　第三阶段：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阶段

　　进入90年代，教材编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教材编写理念仍以结构、功能相结合为主，但是，文化在教材中的地位得到强化。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从会后发表的纪要中可以看到，以次会议重点强调“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用这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同时还讨论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1995年在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推荐教材问题讨论会上，对未来教材编写做了如下展望：“坚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编写原则，是实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本保证。新一代教材，无论采用什么编写体例，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编写原则”(杨庆华，1995)。由刘珣主编的《新实用汉语课本》( 2003)是这一阶段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此后，学界的教材编写基本沿用了这一编写原则。正如刘殉(1994)先生指出的，90年代末到新世纪，进入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时期。

　　推荐阅读：《未来教育家》(月刊)创刊于1982年，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中央级教育类期刊。秉承“为中国教育家成长擂鼓放歌”的办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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