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的制度思想及其范式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3-10-16 10:4112

摘要：作为一个反叛性的角色，凡勃伦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是以一种尖刻犀利的批判者的形象著称的。凡勃伦在《有限阶级论》这部处女作中，猛烈的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支柱：（1）马歇尔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即物品价格下降时人们必然增加对该物品的购买数量。

　　作为一个反叛性的角色，凡勃伦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是以一种尖刻犀利的批判者的形象著称的。凡勃伦在《有限阶级论》这部处女作中，猛烈的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支柱：（1）马歇尔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即物品价格下降时人们必然增加对该物品的购买数量。他通过描述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消费对此给予了否证。（2）劳动者工作假设，即劳动者仅仅是为了报酬而工作，而不会为了工作而工作。他在对有闲阶级的批判和有闲者与劳动者的对比分析描述了两种差异。

　　他对新古典分析中，边际主义者们关于平稳渐进的、理性导致的趋于均衡点的分析思路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指责说，在马歇尔那些改变信仰的信徒中，其抽象的理论忽略了太多的现实。他讽刺地描述说，当马歇尔主义者们天真烂漫而又兴致勃勃地沿着他们的曲线滑向均衡时，他们忘记了制度在不断的演进，经济理论正在偏离真实的世界。

　　他指出，均衡并不存在，经济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所谓均衡只不过是那些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经济学家们的白日梦。与新古典均衡分析的方法相反，凡勃伦明确主张了一种关于变迁过程的分析方法，但这一方面相比于新古典的均衡观，而言带有明显得进化论色彩。

　　凡勃伦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要提出好的理论，他们就必须减少肤浅的认识，更加自愿地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交流。 他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每个消费者都是独立地权衡所购商品的成本和收益，这一假设是新古典需求模型的前提，但它却不堪一击。他认为这个模型的错误在于，每个个体并不都在决策上是独立的，相反他们总是在决策自己的行为之前，先观望其他人的行为。而且个人对效应的评价，同样不具有独立性的特征，这种评价甚至严格依赖于他人对同物品的效用评价。此外他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1898：389）一文中用更加风趣的语言指出：“享乐主义观念认为，认识快乐和痛苦的灵敏计算器，他就像一个个渴求快乐的同质小水珠，在刺激物的推动下在其周围来回振荡滚动，但又不让自己破裂。” 显然，凡勃伦通过这个形象的比喻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弱点：一是同质性假设，即个人都是独立决策的经济体，其偏好、效用都是既定的，而不依赖其他主体变化；二是完全理性假设对行为决策的有效控制和零失误状态，即个人决策总是依据理性趋向最大化均衡的，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和非理性行为。

　　尽管后期学者在指责凡勃伦范式时，都认为他带有反理论的倾向，而且对经济分析使用文学描述的方法也有违科学逻辑的原则。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凡勃伦早期关于制度演化的思想，以及他进行的详尽的人类学的考察研究，已经提供了极具洞见的研究思路。他在考察不同种群进化中发现，“竞争”的本能是一种生物的适应性反映，而“自卫”本能则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本能，人类的进化在这两个方面并无例外，而且具有明显的自然选择特征。他甚至通过人和黑猩猩的分离进化，探索了“财产制度”对人类进化的巨大影响。

　　此外，凡勃伦关于时尚消费和有闲阶级的研究对后期阿尔斯区分制度评价的两个纬度产生了直接的启发。阿尔斯将这两种纬度归结为：（1）工具性价值评价；（2）礼仪性价值评价。前者主要依据社会制度变迁中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源丰度与人口密度比引发的相对价格变化，后者的价值评价直接根源于特定共同体内部的习俗、惯例以及道德文化等礼仪性的约束和评价。而这两个制度评价纬度的揭示，对于后期人们认识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变迁的不同路径和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对此，保罗•布什和马克•图尔曾做过详细的评价 ，并由此引申了凡勃伦－阿尔斯范式的制度演化分析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在给定工具价值和礼仪价值两种评价方式后，社会行为模式和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将遵循以下原则：(1)相互依赖原则。该原则在整体上将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相互联系是共同体生活过程连续的一种表现。制度变迁需要个人改变惯常的行为模式，但这种个体行为的改变，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依赖性。(2)技术动力学原则，该原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力学性质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最初的刺激。技术过程由工具性评价引导，它会形成共同体所依赖的工具－技能纽带。(3)礼仪包容原则。该原则证明了只有在不摧毁“共同体中现存礼仪支配形态”这一可容许的范围内，共同体将把新的工具上有正当理由的行为模式（技术创新）纳入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但礼仪包容原则并不排除工具性评价，相反礼仪支配将技术囊括在共同体的礼仪价值之中。(4)最小限度打乱原则。该原则认为技术变迁在速率和方向上也存在着非礼仪性的约束。如果工具上具有正当理由的行为模式在最小程度上被打乱的话，共同体从任何给定技术创新中得到的收益将被提高。

　　凡勃伦的另外一个开创性贡献在于，他率先在经济研究中正式地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的本能进化而来的，所以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认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这推动了人类为达到目的而付出的努力，理智则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一经形成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只能在已经形成的制度约束下寻求实现。 凡勃伦甚至极具洞见的意识到了制度及其变迁的认知状态和心理状态。他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和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结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 并且，“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变化的。”

　　当我每次重新读到凡勃伦关于制度研究所得出的这些令人激动不已的结论时，我都为他的睿智和洞见所叹服。从他的理论遭遇了各种坎坷和指责后，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我们引入人脑进化所提供的认知论基础后，进行制度演化分析所得出结论与凡勃伦的惊人相似性，使我十分乐于向关注制度演化的人们重申凡勃伦的贡献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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