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分析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11-23 09:1312

摘要：摘要：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有必要探寻制约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所在。基于内在机理分析，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有代表性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不仅受收入增加、城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有必要探寻制约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所在。基于内在机理分析，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有代表性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不仅受收入增加、城镇化、工业化等因素的积极影响，政府民生性支出也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明显，其影响效应存在着地区差异和类别差异，从而表现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其中，政府社会保障民生性支出的挤入效应更为明显，并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而政府医疗卫生民生性支出的挤出效应更为显现;政府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刺激作用较为明显。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构建。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区域差异;类别差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0 865亿元。然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仍很严峻，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提升程度远低于经济增长提高幅度，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现象严重。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消费率要高于城镇居民，达到30%以上，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减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居民消费率降幅明显，从“八五”“九五”期间的17%左右降至“十五”期间的12.8%、“十一五”期间的9.1%以及“十二五”期间的8.3%。尽管“十三五”以来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显著，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回升，但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也仅为8.43%，占总人口39.4%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却只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的244%，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当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造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下，通过寻找制约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着力点，有效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进而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不管是对于我国经济复苏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消费理论以及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收入分配是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1-2]。同时，相对于暂时性收入而言，持久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更明显[3-6]，但是，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却抑制了农村居民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7-8]。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出(投资性、消费性和转移性3类)以及税收政策等，但是由于财政支出类型的不同，从而出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同时存在。例如，杨琦等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投资性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9];张月朗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等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明显[10]。此外，消费习惯、不确定性因素等也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消费模式的重要方面[11-14]。

　　总之，居民消费是一个受到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农村居民，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其消费过程中的决策行为更为复杂。然而，已有文献更多地集中于分析某一类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或效应评价，并且不同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从而使得已有研究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需要综合考量。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转变的新发展阶段，更有必要探寻制约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构建。

　　1 分析依据

　　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因素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从不同区域视角探寻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性，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

　　第一，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高低。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等西方消费理论，都系统地分析了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且都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形式的收入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因此，其影响也不一样，长期持久性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影响更大，短期暂时性收入变动大部分会转化为储蓄。

　　第二，针对“市场失灵”，需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等行为弥补市场不足造成的垄断、负外部性、再分配不公等领域的缺陷。转移性支出作为政府对居民的单方向、无偿转移，其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对居民的收入再分配环节，通过社会保障、捐赠支出、财政补贴等形式直接增加收入水平，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第三，由于前期消費会影响当期消费水平，因此，在考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外，本研究进一步将居民消费习惯变量纳入分析。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表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横向关系和相互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不仅依赖于当期实际收入水平，还受到消费者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而且一旦形成习惯消费就很难改变，即消费的“棘轮效应”[15]。正是由于消费者存在这种消费心理依赖，其消费偏好表现出时间的不可分性，即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习惯性。习惯越强，当期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就会越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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