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面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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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

　　摘要：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维度有了新的赋能：在“发展导向”维度突出“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在“经济增长”维度突出提高“智能产业”的密度，在“要素流动”维度突出利用“云”缩短距离，在“机制创新”维度突出通过“万物互联”减少分割、创造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但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应率先实施全面智能化战略，通过全域智能化和全业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

　　关键词：智能化;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产业;智能社会

　　一、引言：以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带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中国幅员辽阔，更是人口大国，区域差异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2]。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提出，“到本世纪(指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解决这个问题”[3]。2000年中国达到基本小康水平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力度。2018年11月18日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强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区域发展不相协调问题;201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强调通过优势互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除“一带一路”建设外，长江经济带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唯一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战略区域，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干流全长6 300余公里;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 504公里;宜昌至湖口段为中游，长955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938公里。根据201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省市;按上中下游划分，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地区2018年的面积、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长江经济带以占全国两成多一点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四成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145人/平方公里﹚的2倍，人均GDP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46万元﹚，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已发展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发展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尤其突出。区域作为经济社会综合体，其发展状况如同人体的健康程度一样，可分为健康、亚健康、病态三种状况。区域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评价这三种状况的基本标准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是健康;区域不协调发展，轻则是亚健康，重则是病态。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11个省市经济发展都很快，但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看，却很难说都是很健康的。就长江而言，习近平同志曾痛心地形容她：长江“病了，病得不轻了”[4]。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亚健康”问题不可小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就经济发展而言，由表1可见，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均GDP差距还较大，2018年上游地区的人均GDP仅是下游地区的50.1﹪，中游地区的人均GDP也只是下游地区的59.5﹪;就社会发展而言，科教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也较大，尤其是三峡库区、中部蓄滞洪区和7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还不充分。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凸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虽然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發”，但早年一些过度开发的后遗症在短期内难以根治。沿江产业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而且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的风险隐患加剧;流域生态功能的退化还没有全面抑制，接近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不少湖泊频频干旱见底，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出现下降趋势[5]。

　　三是产业发展不协调，同构现象比较突出。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出的产业相似系数公式计算，2018年下游地区的长三角四省市之间的产业相似系数，上海与江苏为0.82，上海与浙江为0.76，浙江与江苏高达0.97，江苏与安徽也达0.80[6]。在中游和上游省市间，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产业同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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