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环境下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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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主动响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中小企业由于基础差、底子薄，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抗风险能力不足，在社会责任承担问题上一直备受争论。数字技术影响下，企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主动响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中小企业由于基础差、底子薄，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抗风险能力不足，在社会责任承担问题上一直备受争论。数字技术影响下，企业间的强连接性、共生长性，使得数字化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内在一致性与高度匹配性。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呈現出目标内生性、利益相关者绑定性、技术前瞻性、战略能动性等新特点。本文结合这一变化趋势，从数字化赋能理论出发，以重大突发事件为研究情境，论述了数字化赋能、主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小企业“反脆弱性”成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理念更新和实施路径两方面提出了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的展望。并从战略重构、机制重构、结构重构以及能力重构方面提出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以“命运共同体”视角搭建中小企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必要性。研究结论在丰富数字化环境下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小企业实现商业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创造，促进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反脆弱性;重大突发事件

　　一、引言

　　面临经济周期变化、经济全球化危机和技术变革叠加的“VUCA”时代，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克服发展瓶颈，寻找增长新动能，已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商业生态系统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任何突发事件的局部影响带来的系统性破坏，对于成长中的中小企业更会带来毁灭性影响。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2008年我国南方的雪灾，温州市30多万家中小企业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也意味着6万多家企业濒临倒闭边缘。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后文简称CSR)这一议题在此时提出显得意味深长。活下去都成问题，还需要谈企业社会责任吗?不难发现，不少中小企业恰恰在非常时期通过主动求变，凝聚人心，通过投入社会项目不仅宣传了产品，而且拓展了全新的业务空间，实现了“赚钱与为善两不误”的效果。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话题。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企业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不规范，外部约束机制也无法给出一整套度量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标准(郭毅，2011)，因此，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大多被归因于经营者的道德水平或“良心”问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驱动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依靠社会声誉激励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动机相比(Hediger，2010)，数字化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内在一致性与高度匹配性。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下，不少平台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与政府紧密合作，与平台内(链上)中小企业抱团取暖，打开企业间互利共生的新局面。“VUCA”时代的中小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在以数字生态为基础的竞争环境中，如何处理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在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的未来，如何摆正企业公民的身份，通过共创逻辑抗击风险，获得成长?基于此，本文从数字化赋能理论出发，搭建了数字化赋能、主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小企业“反脆弱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丰富了主动性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其次，将数字化环境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联，以重大突发事件为背景探索其内在机制，拓宽了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境效应分析;最后，从理念更新和路径重构两方面勾勒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重构要求，为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落地社会责任的同时促进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

　　(一)主动性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观点演进

　　关于CSR的讨论由来已久，理论界却很难就此达成一致。CSR需要回答“企业对谁负责、应该负什么责”的问题(Wood，2010)，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同心圆”模型、“金字塔”模型、“三重底线”模型等。传统CSR观点认为，社会责任是从公司的盈利中分出一部分回馈社会，投入保环、慈善等项目，即把CSR看成是企业的一种“负担”，将企业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相对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负责任的经营方式已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必备条件。CSR的争论已由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转向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SR，后文简称SCSR)的提出，打破了传统CSR对企业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此消彼长的假设，成为CSR领域新的研究热点。SCSR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可以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提升社会效益，促进多元目标的达成，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核心价值的内在、主动战略。后来的学者从SCSR特征出发，围绕SCSR与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关系展开了具体研究。如CSR在什么情境下是一种最优的战略选择，能为企业带来相对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Sirsly and Lamertz，2008);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结合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结构等选择不同的CSR应变战略(Bhattacharyya，2010);SCSR的本质特征如何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等(彭雪蓉、刘洋，2015)。随着社会问题的加剧，政府等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用市场化的方式缓解或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企业的一种商业模式选择。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意味着采用商业化方式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其发展过程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创造(Dacin et al.，2010)，也将社会责任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由此可见，社会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企业需要主动响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郭洪涛，2013;周勇，2016)。

　　(二)数字化赋能与企业社会责任

　　“赋能”(Empowerment)顾名思义，就是赋予某一主体某种能力和能量，使之对客观环境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最早出现在“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及“自我救助”(Self-Help)领域，随后被广泛应用于描述社会弱势群体平权以及增强自我控制的行为(Peterson et al.，2005)。新一轮数字技术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在驱动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外部环境来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现实挑战，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补充，如应从数据、算法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入手进行理论拓补(王怀勇、刘帆，2018)。从企业自身来看，数字化赋能指的是数字驱动创新和企业各种能力的耦合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相生的部分，也有相克的部分(李雯、孙黎，2019)。也就是说，一方面，数字化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企业进行主动性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赋能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可能性，但还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能力进行转化和输出。因此，数字化赋能也为中小企业重新梳理企业内外部关系，更新社会责任观念与社会责任战略提供了新的起点。

　　三、数字化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

　　数字技术的应用已日益成为连接商业、公益和社会的桥梁，为许多企业践行社会创新和社会责任提供了数字化赋能的新途径(尹珏林，2020)。数字化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内在一致性与高度匹配性，具体体现在：

　　(一)目标内生性

　　互联网带来的强连接性，使数字生态系统成为全新的竞争单元影响单个企业的生产运行。数字生态系统是指由异质性的数字实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所组成的自组织、自成长、可持续的系统，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来增加系统效用，促进信息流通，增强内外部合作及系统创新(Li et al.，2012)。从形成路径上看，有沿产业链进化的产品生态系统和沿需求侧衍生的消费生态系统两种方向(Subramaniam et al.，2019)。数字环境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竞争取代了以个体企业为基础的竞争。企业竞争行为的重点，由过去只聚焦于自己的竞争优势，转向如何在生态系统中，通过提供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减员、降本等关注价值获取的行动，被创新、跨界等价值创造行动所取代。共栖、共生与合作竞争一样，将成为处理组织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不再相互排斥，而是内生于企业成长目标当中，通过战略设计与业务开展体现出来。

　　(二)利益相关者绑定性

　　位于生态系统内的企业与生态系统其他要素的连接更加频繁。与传统企业面临的相对简单、联系松散的利益相关者相比，企业今天除了要跟供应链上下游、用户与竞争对手打交道，还需要面对个性化用户组成的在线社群(Online Community)、生态系统内外部竞争或互补的企业，以及促进生态系统运行的其他要素。基于数字生态系统的竞争环境，让企业与生态系统内利益相关者紧密绑定在一起。企业通过与利益相关群体相互沟通，构建诚信关系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陈汉辉，2016)。企业之间通过价值共创机制形成资源互补、深度协同的企业履责生态圈(尹珏林，2020)。数字化环境下，有效回应和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平衡与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能力甚至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法宝。因此，数字环境下的企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投入去经营利益相关者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技术前瞻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开展社会创业活动也屡见不鲜(刘志阳等，2020)。例如，无论是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公益领域，阿里巴巴一直致力于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如成立数据安全研究院，联合全社会力量，去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网络安全全新实践;以阿里安全为技术支持的“团圆打拐系统”，上线几年以来发布几千条儿童失踪信息，截至2019年底已帮助4000名孩子回家;而由阿里安全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安部刑侦局钱盾反诈预警系统，在10个月的时间里就帮消费者挽回损失近10亿元。同时，一些新创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数字社会创业，如水滴筹、轻松筹等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儿童救助和贫困问题的精准解决等。数字技术赋能CSR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规模增长指数化、需求对接精准化、问题响应实时化、参与过程可量化四个方面。随着数字化、智慧化、平台化、共享化趋势的蓬勃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迎来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质变(尹珏林，2020)。

　　(四)战略能动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种主动战略选择，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动机。尤其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来说，利用数字化赋能手段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不仅被看作是“技术向善”的持续追求，也符合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内生机制。正如阿里巴巴一直提出：“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是创造社会价值的最好方法。”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数字技术的颠覆性与数字生态系统的强关联性，也为其更新社会责任观念与社会责任战略提供了有利环境与新的起点。数字化环境下，企业应该关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与数字生态系统的生态位优势，进行战略设计，获得有利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由过去被动的反应型责任战略向前瞻性社会战略转变，具有更大的战略能动性。

　　四、数字化赋能、主动性社会责任与中小企业“反脆弱性”

　　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基于人类共有的同理心，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期待更高;企业面临的社会责任选择与产生的效果也存在不同。塔勒布(2014)认为：个人或组织在面临压力和危机的时候，一般会出现三种不同反应：不堪一击的称为脆弱;顶住压力坚持的称为坚韧;能从冲击中受益的称为“反脆弱性(Antifragile)”。即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反而能够茁壮成长。重大突发事件在对中小企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为另一些企业迎难而上、化危险为机遇提供了契机。[

　　推荐阅读：《数字化用户》创刊于1992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四川科学技术学会主管、四川电脑推广协会,电脑商情报社主办。国内刊号CN51-1567/TN国际刊号ISSN1009-0843邮发代号62-99。本刊一直以来以其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实用性，承担着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数字化管理、研发、技术人员提供展示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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