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环境-倡议-组织结构”关系范式，以市场经济形态变革为主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倡议观的演进轨迹。其中，整个演进过程可被依次划分为卖方经济时期、卖方经济后期、卖方经济向买方经济过渡时期、买方经济初期、买方经济后期、未来型经济时期六个阶段，而与之对应的企业倡议观依次是生产本位型倡议观、匹配型倡议观、环境本位型倡议观、资源本位型倡议观、体系本位型倡议观、共生型倡议观。
关键词：企业倡议;共生型发展;“环境-倡议-组织结构”
引言：企业倡议观反映了企业在倡议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和支配着企业倡议选择。基于制度、经济和社会等环境演进的渐进性，每个企业的倡议观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又打造出了企业倡议观的整体阶段性(贺俊，2010)，这意味着企业倡议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唯有“跟上时代”、“在时代里”，企业倡议方案才能指导其生存、竞争与发展。然而，截至目前，有关企业倡议演进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企业倡议管理理论的阶段性梳理上，并且大都以西方的倡议理论体系为主，例如，王革等(2004)、高镇光等(2010)对企业倡议管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前者在将企业倡议管理理论发展阶段归纳为“企业—环境—综合范式分析”三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倡议管理学说体系的总框架，后者则将企业倡议管理划分为古典倡议理论、新古典倡议理论、产业创新倡议理论三大发展阶段。
区别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在“四个周期”加速变短(李海舰等，2018)，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混沌”“无序”的时代背景下，从底层观念出发，系统性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倡议观的演进轨迹及方向，有助于从根本上助力企业发展。并且，基于市场经济形态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最基本以及最直接的“土壤”，能够汇集所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倡议观影响的认知，本文最终以市场经济形态变革为主线梳理出了六大企业倡议观，即生产本位型倡议观、匹配型倡议观、市场环境本位型倡议观、资源本位型倡议观、体系本位型倡议观、共生型倡议观。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基于“环境-倡议-组织结构”关系范式，从市场竞争环境、企业组织形态两个方面，正向推导和反向验证了企业倡议观的演进。
一、卖方经济时期：生产本位型倡议观
建国初期，“经济短缺”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人们物质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供需矛盾长期存在。一方面，市场处于严格的卖方经济市场，消费者重在追求产品数量，生产者重在追求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政府的“代工”工厂，不仅一切活动都仅围绕生产展开，而且其功能和“倡议”的合理性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合理性”而不是“经济合理性”(贺俊，2010)，企业倡议与国家倡议完美融合。这里，企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倡议”，倡议的本质是一种国家计划与规划，其所有的经营决策与规划都围绕生产能力展开。具体来说，保证生产任务完成，扩大生产规模，强化生产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是该阶段企业最主要的活动(王钦，2008)，企业“就企业做企业”，采用的是以生产职能为主的生产本位型倡议观。
与此同时，企业大量采用的直线职能制组织形态，旨在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主义理论为支撑，通过横向和纵向分工，打造出一个上下、左右精准对接的封闭式系统。从而在形成高度集权的层级制权力链条，使权利、决策、信息等均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基础上，产生一种“下层-上层-国家”严格线性的管理体制。此时，企业完全没有自主经营权，主要任务是实现标准化、规模化、效率化的科学化生产，企业遵循的是生产本位型倡议观。
二、卖方经济后期：匹配型倡议观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探索”时期，包含经济制度、市场竞争以及金融条件等在内的企业外部环境正进行着“高速度”过渡(王钦，2008)。开放性市场和高速度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极大地刺激了隐藏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制度能量的释放以及市场中大量民营企业的涌入真正开启了中国企业倡议发展时代，整个市场逐渐迈入卖方经济后期。
此时，从企业角度看，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非国有企业涌入市场，社会供给增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短缺现象以及严峻的供求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市场供方約束减弱，市场需求(或潜在需求)、盈利空间的程度和稳定性被极大压缩。另一方面，随着“短缺经济”向“相对短缺”过渡，人们对产品价值的定位发生转变，即从单纯追求产品数量逐渐过渡到追求产品功能、质量、安全、多样、服务、环境等。由此可知，企业单一、稳定的生产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不再仅仅需要关注内部生产效率、规模与速度，更需要开始关注外部市场的动向与变化。否则，“闭门造车”、“就生产而生产”的发展方式会导致产品与市场需求“南辕北辙”，无法实现“惊险的一跳”。这就导致企业在其倡议行为中既要重视内部资源、能力与效率，又要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及其变化，保持一种内外兼顾的倡议观(田奋飞，2005)。
与此同时，该时期对应的主流企业组织形态是事业部制。其通过适度分权，既沿用了金字塔式科层制的优势，保证了企业对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的追求，又启用了新型“本土化”发展模式，保证了人们对更高产品定位的需求，如企业通过建立产品事业部、地区事业部以及顾客事业部，分别实现了对产品、地区、顾客实施“本土化”、“定制化”的发展，进而满足了“人们对不同产品”、“不同地区对相同产品”、“不同顾客类型对相关产品”的更高例外化要求，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成长与创新效率降低的矛盾。这里，企业组织形态从集权到分权，反映了企业倡议观已从生产本位型倡议观转变为匹配型倡议观。
三、卖方向买方经济过渡时期：环境本位型倡议观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以及跨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社会整体的供给水平再次提升，供需矛盾被持续缓解，以买方需求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渐凸显，卖方经济向买方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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