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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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重大疫情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网络及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大疫情暴发必然伴随舆情信息泛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二条战线。为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应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

　　摘 要：重大疫情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网络及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大疫情暴发必然伴随舆情信息泛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二条”战线。为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应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同时，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可尝试实施技术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的“隐性”战线配合疫情防控的“显性”战线，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关键词：重大疫情;舆情引导;网络信息治理

　　众所周知，重大疫情主要是指由动物或人感染某种致命病毒并迅速扩散和传染，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暴发性疫病。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9年12月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均是典型的重大疫情。每當重大疫情暴发，很容易伴随舆情泛滥，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网络舆情总是与疫情同步，表现为相关海量网络信息“井喷”，令人无所适从、难以甄别。重大疫情中的舆情泛滥，一方面，极容易导致民众在疫情防控中“失控”：或盲目乐观，或过度恐慌，或麻木冷漠;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陷入被动：或疲于应付，或“冷处理”，或麻痹大意。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疫情应对带来了严重干扰。因此，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是重大疫情应对的“第二条”战线，正确的舆情引导和有效的网络信息治理，是重大疫情应对的重要抓手，事关重大疫情应对的效能与质量。

　　一、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具体而言，从传播内容来看，舆情是指特定社会空间内的民众对于社会管理者，因特定的事件影响而产生或表达出来的一种态度[1]。从表现形式来看，舆情是基于信息形成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2]。在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舆情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即网民在特定时间和互联网空间的范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以及意见交错的总和。由此我们看到，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民众生活“平缓如流”，舆情就很难出现爆发态势;而在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民众生活“起伏跌宕”，舆情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酵以至爆发。同时，对于不同性质的“重大事件”，民众也会因关注点不同而出现不同倾向的反应。换言之，舆情特点并非千篇一律，不同“重大事件”会呈现不同的舆情特点。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对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作出简要梳理。

　　第一，从舆情的传播内容来看，追问疫情源头、防控责任、传染影响及医治效果等方面的信息爆炸式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一旦暴发重大疫情，各类相关信息就会在瞬间“满天飞”，呈现出信息“爆炸”的增长态势。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自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起，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信息就以几何量级递增，历时多月仍未见消散。关于重大疫情的繁杂舆情信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追问疫情源头。这方面的信息主要分析疫情可能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零号病人”“动物宿主”等涉及疫情源头问题的信息传播从未间断。其二，追问防控责任。这方面的信息主要以“主持公道”的姿态出现，或声讨和嘲讽疫情发生地主政者，或谩骂和讽刺“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味追求者，或猎奇式“起底”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等等。其三，追问传染影响。这方面信息主要针对疫情可能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影响，以相关专家的发言、确诊人数、死亡率或某些民间猜测为关注焦点。其四，追问医治效果。这方面信息主要以各种所谓“有效治疗方法”、“药物秘方”、药物研发、“重大突破”等为关注话题。从价值倾向来看，以上舆情内容又呈现“极端化”趋势，前两者以负面信息为主，后两者则以正面信息为主。

　　第二，从舆情的传播形式来看，各类疫情信息主要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途径传播。在互联网、自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重大疫情产生的舆情被极速扩大，其传播形式主要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为载体和途径。正如有分析者认为的那样，这种极速化的网络舆情传播形式，除了具有自由性和交互性之外，还表现出聚合扩散、时空交汇等特征[3](P48)。所谓自由性和交互性，就是打破了以往只有“权威”单向发声的局面，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助推下，信息传播实现了“去权威化”的多向发声，几乎人人都有发声权，同时人们还可以随时对任何人的发声进行即时互动、点评、争论等。所谓聚合扩散、时空交汇，就是指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节点，绝大部分人跨越时空界限聚焦于某一个事件或人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殉职事件引发的舆情较为典型，当时几乎大部分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都在传播李文亮的相关信息。显然，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舆情传播形式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传统的“单点单向”传播发展为现如今的“多点多向”传播。因此，舆情信息的狂轰滥炸已成为重大疫情暴发期间无法避免的典型现象。

　　第三，从舆情的传播主体来看，业内人士、高知群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等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源头。由于与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息息相关，重大疫情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疫情暴发期间，人们会不断搜索和浏览各类疫情信息，以“获取更多有用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那么，这些信息资源从何而来呢?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我们看到，除老年人群体关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报道外，绝大多数群体都是通过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信群、微博)来获取相关信息。这些自媒体信息源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传播主体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描述的那样：“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现在都能够为你所用。”[4](P196)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客观地看，各类传播主体传播信息的动机确实如此。但我们也看到，虽然传播主体具有“随意性”，但也并非涉及所有人群，而是带有一定的“区域”聚集性：从新冠肺炎疫情来看，舆情传播的主体集中在业内人士、高知群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身上。业内人士主要是某些医院的医生及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以信息及文件的截图为主，发布所谓“内部消息”;高知群体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过高等教育、在某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以发布所谓“深度分析”信息为主;社会青年及大学生则以发布所谓“最新进展消息”为主。而老年人群体、普通老百姓群体则较少发布信息，也较少关注自媒体舆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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