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的情绪喂养及舆论失焦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1-07-31 15:5212

摘要：关键词 媒介场域理论;煽情报道;群体极化;舆论失焦 1 网络媒介场域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环境 1.1 绝对力量的消失 过去，传统媒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因而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言论的自由性使得人人皆可发声，

　　关键词 媒介场域理论;煽情报道;群体极化;舆论失焦

　　1 网络媒介场域——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环境

　　1.1 绝对力量的消失

　　过去，传统媒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因而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言论的自由性使得人人皆可发声，极大地降低了舆论制造的门槛，使得议程设置的条件发生了改变。网络时代，议程设置不再是固定的双主体，而是多主体同时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个发声者都在自设议程。同时，网络空间的言论更新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泛，甚至在很多时候会先于传统媒体发声，在“意见环境”中占据高点。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降低了个体发表意见时遭到惩罚的可能，匿名也将网民的虚拟身份和其真实的社会身份区隔开，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难以发挥充分的作用，使得网民无惧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众多的网民数量也极大地降低了网络时代个体被孤立的可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1]。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使得少数变得不再可怕，人们很容易在众多数量的网民当中找到自己的小圈层。网络讨论空间不再被精英阶层的话语所垄断，社交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也使得形形色色的人得以找到适合自身的群体抱团取暖。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电视媒介传播范围的广泛性，随大流及去敏感化带来了通俗化的力量，使得报刊等传统的大众媒体逐渐没落。相比于报刊形式的书面传播对受众而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门槛，电视媒介则通过影像传播降低了受众接收的门槛，但仍然存在播出时间固定、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局限。网络媒介彻底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壁垒，影像、声音、文本等多种传播形式交杂融合，社交媒体平台的强互动性，信息获取的高效性、碎片性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大众所喜爱和依赖的媒介形式。象征暴力在网络媒介中同样存在，短视频的兴起使人们习惯了接受媒介本身的象征性指示，快速的信息浏览模式使得静心思考成为稀有之事，人们带着娱乐的目的而非是严肃的心态参与社交媒体的互动。

　　1.2 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媒介需要的是伶牙俐齿的代言人，普通大众及真正的思想者在电视上没有发声的机会，电视会将此类“快思手”打造为“权威人物”，让他们源源不断地为大众提供“文化快餐”。

　　网络空间亦有一大批意见领袖。他们不一定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但往往颇具个人魅力，或是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在社会上面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世界中承担着中介的关键角色，即以自己的影响力作担保使得自身言论具备更高程度的可信性，同时利用互联网的扩散和联结机制迅速吸引大批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爆发涟漪的一个个波心。

　　尽管网络时代提供给更多人发声的机会，但其意见的扩散范围与发布主体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媒体并未在意见环境的制造中退场，相反，其天生带有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光环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往往在信息发布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国内一些研究认为当下的舆论场中已经出现“反沉默螺旋效应”[2]，普通网民的意见只要合理，也会获得支持。事实上，尽管普通网民在万民齐聚的社交媒体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群体，但其对特定事件的爆料也需要通过有影响力具有庞大粉丝基数的大V帮忙转发才能引起注意，他们有发表的意见的权利，但是却难凭一己之力实现话语的价值。

　　在当下新媒体的矩阵结构中，自媒体也朝着职业化的方向發展，在MCN模式下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运作，由UGC向PGC、OGC转变，通过包装、营销、推广、变现的固定流程打造大V。由此可见，看似平等网络空间实则仍被少数人主宰话语权，普通网民的平等权利始终难以实现。

　　1.3 资本控制的持续在场

　　罗德尼·本森指出不同媒介之间虽有差异，但是其受资本控制的惯习和实践却具有相似性。如同电视时代一样，在网络时代，市场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判决机构[3]。电视受制于收视率，而网络时代则让内容生产者成为流量的奴隶，拼命生产能够吸引眼球的焦点。自媒体爆款文章的出现，让创作者发现能够引发读者共情的文章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量，这一切都促使了当下国内的新闻报道生产中有煽情新闻复归的趋势。由于自媒体创作者的准入门槛低，再加上审查机制不够完善、创作者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培训导致他们无视新闻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只顾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一篇又一篇的标题党文章在朋友圈出现，在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迎合民众的心理倾向，拼命煽动民众的情绪，对改变现实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传统媒体也在与自媒体的竞争当中逐渐向文艺化、煽情化的报道方式靠拢，企图夺回流量的主导权。

　　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之后，《新京报》未经深度调查便即刻发布：《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布：《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均将公交车坠江的原因归结为女司机的逆行。女司机随即被网友人肉，网络上充斥着对该位女司机的谩骂声，为她戴上有钱就可以不守规则等各式各样的帽子，甚至引发了一场对女性司机的群体性攻击。随后，警方发布周围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公交车黑匣子所记录的信息，澄清事情的真相是乘客与公交车司机互殴所致，一时间，舆论风向发生巨大的反转，网民将指责的矛头转向涉事乘客。

　　由于此前女司机与交通事故多次相连，女司机在大众印象中成为“马路杀手”的代名词，该事件中诸多媒体利用社会对女性司机的偏见制造爆点，迎合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传统权威媒体与自媒体以及诸多网民存在着合谋制造舆论风向的倾向，共同助推着偏离理性的舆论狂欢。传统权威媒体、自媒体在网络空间上并非在客观的立场发表意见，而是制造着可能引发大面积共情的言论，使得对事件的关注偏离核心问题，舆论制造渐渐呈现迎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模式，找寻真相不再是公共讨论的唯一出口，舆论显示出操纵的欲望，其本身就带有利益诉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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