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实践逻辑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要：古希腊罗马帝国的起承转合莫定了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基因，两希文明碰撞与融合锻造出的独一真神为西方霸道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两种基因构序形成的双螺旋结构激发了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的澎湃激荡。霸道政治的实践逻辑最早表现为罗马教皇对基督徒灵与

　　摘要：古希腊罗马帝国的起承转合莫定了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基因，两希文明碰撞与融合锻造出的独一真神为西方霸道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两种基因构序形成的双螺旋结构激发了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的澎湃激荡。霸道政治的实践逻辑最早表现为罗马教皇对基督徒灵与肉的高度管控，随后在政教二元对峙中教权盛极而衰，王权借助民族国家力童掀起此起彼伏的帝国争霸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衍生出美苏冷战时期的各种霸道行径，今天则只剩下美帝在国际舞台上挥舞大棒的独角兽演出。

　　关键词：霸道政治;政教对峙;民族国家

　　霸道政治作为王道政治的对应物，贯穿人类政治活动始终，其本质特征是以对人性罪与恶的深刻洞悉为前提，采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手段，获取个人、集团或国家的至尊权力。在欧美政治伦理传统中，既有王道成分，也有霸道因素，但与中国政治伦理传统相比，其霸道因素则占有更大的比重[1](P121-125)[2](P89-93)。要深刻剖析欧美霸道政治的历史与现状，既要从其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人口状况等外部因素中寻找根由，又要从其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内部因子中觅赜探幽[3](P66-136)。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古希腊罗马帝国起承转合的盛衰历程为切入点，进而透视其遗传给基督教文明的精神密码，最终从这两种基因构序激发的政教二元对峙中，窥见欧美近现代霸道政治澎湃激荡的壮阔历程。

　　一 从希腊罗马废墟上飘出的帝国幽灵

　　中外学界谈及希腊政治伦理时，最先提及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经典论著，很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深入把握古希腊政治生活的真实场景。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能还原古希腊政治伦理的本真面相，特别是与希罗多德充满神话和诗意色彩的《历史》相比，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显理性冷峻、逻辑缜密且识见卓特。恰如尼采所言：“希腊哲学是希腊人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是希腊人本能中那强大、严厉、坚硬的事实性的伟大总结和最后呈现。”[4](P15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深刻描述了希腊由盛而衰的跌宕起伏历程，既展示了希腊人的智慧品性，也揭橥了其霸道政治的利弊得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反映的古希腊霸道政治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修氏对希腊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理性认知。他认为生活在地中海岛国上的希腊人，不仅有武装劫掠的海盗传统，而且有殖民建国的悠久习惯。其中，斯巴达以自给自足的份地农业为基础，主要依靠奴隶劳动来支撑其经济发展，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维护城邦安全的军队以重装公民步兵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公餐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团结在一起，长期采取以贵族荣誉原则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内向保守、节制审慎的价值特征，但一旦爆发战事，其军队将士又展现出纪律严明、勇猛无比的性格特质，这也使得斯巴达成为后世西方政治史上极权主义、禁欲主义、军国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原型。与之相反，雅典尽管也有發达的农业经济，但以比雷埃夫斯为代表的港口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发达，这就使得雅典除了土地贵族之外，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的海军在国家防务中举足轻重，其政教传统没有斯巴达那样严苛，政体变动十分频繁，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外向创新、勇于挑战的特点[5](P70)。

　　(2)修氏深刻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在雅典和斯巴达开战之前的希波(希腊和波斯)战争中，斯巴达领导的希腊联军在陆地上不断战胜波斯帝国人侵者，最终取得胜利，成为希腊世界的宗主和领袖。但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经过以“对内民主，对外扩张”为根本指向的梭伦改革、伯里克利改革等，变得日益强大，雅典农村公社逐步解体，农民开始涌向城市，变成了水手、商人和殖民者，聚敛起大量金融财富，为了维系和壮大其金融霸权和海上霸权，雅典开始不断挑战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世界的原有秩序，打着安全、荣誉、利益的大旗，力图统治整个希腊世界，逼使斯巴达被迫应战[5](P75)。

　　(3)修氏以对战前斯巴达和雅典社会矛盾的深刻描述为前提，说明了雅典和斯巴达混合政体生成与毁灭的历程。在战争爆发前，因为剧烈的贫富分化和平民寡头党争，已经导致希腊世界的基础结构出现深刻裂痕。以雅典为例，其战前自由民的分化程度不断加速，平民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梭伦改革的目的就是将自由民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具有500麦迪姆诺户、骑士户、有牲口户和雇工阶层。国家官职依据阶层等级由高到低分配，从而建立起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

　　但希波战争后，雅典建立在份地基础上的贵族精英损失惨重，以工商人士、海上水手等为代表的平民阶层，要求改革贵族制和寡头制的呼声日趋强烈，致使代表平民利益的民主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混合政制日渐瓦解，各阶层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益，无不希望通过对外扩张，特别是通过掠取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各盟国利益，将国内经济和政治矛盾转移到国外来解决，而由雅典发动的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失败和整个希腊世界的盛极而衰。此时，希腊北部山区的马其顿帝国迅猛崛起，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父子很快征服整个希腊，进而征服小亚细亚、胖尼基、埃及和波斯，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只可惜亚历山大大帝33岁暴病而死，整个帝国瞬间分崩离析，但他却将其老师——亚里士多德教导给他的希腊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并被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全部吸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挖掘出的强国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历史根基。

　　马其顿帝国陨落之后，以霸道政治显赫于世的罗马帝国迅速占领欧洲历史舞台。罗马帝国霸道政治的生成根由极其复杂，但其核心要素有以下四点：

　　一 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入吸收和充分消化。一个民族精神格局的高低决定着其国运的兴衰，罗马人能够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与其海纳百川的精神密不可分。早在希腊文明鼎盛时期，意大利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就是希腊的殖民地，希腊移民络绎不绝，那里城邦林立，社会繁荣，统称大希腊，当时的罗马数字就是在改造希腊字母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罗马崛起占领希腊后，更是对希腊文明顶礼膜拜，但又不是简单地抄袭希腊，而是经历了一个模仿、借鉴、调和、创新的复杂过程。

　　以被罗马人称为“祖国之父”的西塞罗为例，他所创作的《国家篇》和《法律篇》刻意模仿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对此，西塞罗本人毫不讳言[6](P192)。但由于西塞罗所面对的庞大帝国远非柏拉图视域中的城邦小国所能比拟，加之，西塞罗本人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政治家，而非柏拉图式的空想理论家。因此，他所创作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主要着眼于罗马帝国的政治运作，其对国家的界定、政体的分类、法律的价值、公民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诠释，充满着真知灼见。不仅如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期，罗马市中心的万神殿内供奉着从世界各地迎请的神灵，从中不难窥见罗马帝国的博大胸襟及其迅猛兴盛的精神动因。

　　推荐阅读：发历史教育类论文的核心期刊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wyi/172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