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女性内衣诃子的产生原因与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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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安史之乱后的中唐，逆建唐以来逐渐流行的女性袒胸之风，而出现了一种专遮胸乳的女性内衣，名为诃子。服饰上的变化，实际上成为了礼与非礼的体现，这与安史乱后唐廷边疆危机、藩镇割据导致的夷夏之防转严以及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摘 要：安史之乱后的中唐，逆建唐以来逐渐流行的女性袒胸之风，而出现了一种专遮胸乳的女性内衣，名为诃子。服饰上的变化，实际上成为了“礼”与“非礼”的体现，这与安史乱后唐廷边疆危机、藩镇割据导致的“夷夏之防”转严以及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唐代;女性内衣;诃子;安史之乱;华夷之辨;儒学复兴运动

　　诃子，据《事物纪原》载：“本自唐明皇杨贵妃作之，以为饰物。贵妃私安禄山，以后颇无礼，因狂悖，指爪伤贵妃胸乳间，遂作诃子之饰以蔽之。事见唐宋遗史。”[1](153)诃子是中唐以后流行于唐朝女性的一种内衣，与袜肚、齐裆、裲裆(原为内衣，后外穿)、心衣、主腰、襕裙等不同，诃子仅遮“胸乳间”而不遮肚，类似于今日之胸罩。它上承盛唐女性袒胸露乳，而下启五代南唐至宋女性着抹胸之制，是唐宋女性内衣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黄强《中国内衣史》、潘建华《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杜晓雯《中国唐代诃子服饰研究》等都提到了诃子，认为诃子是“注意了内衣服饰轻、薄、透传递的性感信息”[2]58，“目的在于以装束诱人对身体的关注”[3]8，“使胸部达到挺立效果……诃子能够美化体型，衬托生理曲线。轻盈、透薄面料制成的内衣诃子服饰可将性感信息进行传递，增添神秘魅力”[4]26服饰是社会的风向标，它的变化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诃子亦如此。孙机先生在《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中指出：“至中唐时，裙腰之上出现抹胸，如在《簪花仕女图》中所见，表明此风稍敛”[5]63;纳春英《隋唐服饰研究――以平民日常服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在述及唐代女装袒露成因时分析：“露和透共同特点在于大胆的表现女性的形体之美，所流露出的女性意识与世俗情感，终因与儒家传统礼教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称为千古绝响。当宋明理学重拾传统，这绝响便成了叹息并快速归于沉寂。”[6]159-160

　　1 建唐以来女性袒胸之风

　　唐代前期的女性衣服装饰大多承袭隋制，主要由上襦、下裙两部分构成，常常还施有外帔及半臂，衣裙也较为窄小。进入盛唐以后，男装和袒胸逐渐开始流行开来。就唐代女性袒胸之产生来看，它并不是在建唐以后才突然而至的，实际上，早在南北朝时期即已开始出现女性袒胸现象。

　　山西大同北魏早期司马金龙墓(太和八年，484年)和河南安阳北齐晚期(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均出土了袒胸女俑，“其中七件女俑似为模制，头梳双髻，袒胸，着长裙……另有两个跽坐女侍俑，梳高髻，椭圆面庞，丰满腴润，上胸略袒”[7](图1)。河南洛阳北魏甯懋石室(孝昌三年，527年)中出土了石刻女侍像(图2)，领口敞开至于腰部。[8]197

　　在这些女俑与石刻中，虽然出现了胸部袒露的特征，但并没有关于胸部曲线的刻意描绘。即使在卒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的李爽墓中，执小扇妇女仍只袒露而无胸型刻画(图3)。而中宗复位后(706年)迁葬的懿德太子墓与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于女性胸型的鲜明描绘(图4、图5)，包括与李爽墓中执小扇妇女所着上衣领型十分相似的李重润石椁墓门上盛装女官(图6)。唐睿宗女婿薛儆(卒于开元八年，720年)墓出土石刻中，也有大量袒胸女性石刻出土。表明这种影响经由魏晋南北朝与初唐的积累，终于成为趋势。

　　榆林窟第25窟绘于大历十一年(776)至建中二年(781)间，在其主室北壁弥勒经变图左部的诀别图上绘有3位女子，她们皆身着窄袖对襟上襦与高腰齐胸长裙，长裙的上缘较低，露出了部分胸部(图7)。在弥勒经变图的中部，有数位正在剃度的女性，同样也身着露出部分胸部的高腰齐胸长裙(图8)。在这些女子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袒胸而露出的胸部曲线。但在此之后，女性或以诃子遮住乳部，或由敞领改着趋于窄小的交领，我们已很难从壁画和石刻中发现袒露胸部露出胸型的唐代女性。

　　2 “服以旌礼”与诃子的产生

　　唐代的诃子究竟出现于什么时期，目前学界尚无准确定论。从周昉《簪花仕女图》(图9)看，已经出现了身着诃子的贵族女性(图中从右数第二位)，故诃子的产生应不晚于周昉所生活的8世纪后期至9世纪前期。同时，宋人所作《唐宋遗史》与《事物纪源》中皆载有“贵妃私安禄山，指爪伤胸乳之间，遂作诃子饰之”的故事。虽然故事不足为信，但大体上能反映出诃子产生应与杨贵妃及安禄山的时代相去不远。孙机先生也认为：“女装露胸……至中唐时，裙腰之上出现抹胸，如在《簪花仕女图》中所见，表明此风稍敛。”[5]63而中唐时期女性袒胸之风稍敛及诃子的产生，或许可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寻到其端倪。

　　中国古代服饰，除了实用性目的，还有重要的精神性意义。陈宝良认为，“古代中国的服饰显然存在着以下两个世界：一是伦理世界;二是时尚世界”，“所谓服饰的伦理世界，其建立的基点则是儒家传统的‘礼’……通过礼教的规范，传统中国服饰建立起整齐划一的等级秩序，籍此控制社会群体行为”。[9]32实际上，服饰与礼制相联系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史上早已有之，自周以来中原士族一直奉“短毋见肤，长无被土”[14]846為服饰标准，对女性更要求“出门必拥蔽其面”[14]419，并将此视为“礼法”历代恪守。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内迁，并伴随着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替、人民离乱，促使佛学走向昌盛。又遭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炊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10]2144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黑暗现实更使得文人普遍对政治理想及个人价值之实现产生危机感，于是一部分学人被迫回避政治现实，走向崇尚出世态度的道、佛一途。这一切无疑对传统儒学的礼教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体现于服装袒露之上。

　　而这种袒露的风气终于经隋延续至唐。隋唐统一全国之后，经济上行，至于盛唐，国力更趋强大。在思想上，唐代采取佛、道、儒三教并举政策，但不容讳言，自科举内容转向帖经、墨义、诗赋为重后，“导致经学不为士子所重，真正通经的士子甚少”，“唐代儒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儒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11]且武则天执政更促使女性地位提高，社会风气亦相对开放，更有学者认为，“正是武曌所具有的这种超乎时代的女性意识，促使生成了唐女装空前绝后的袒露之风尚”，“袒胸代表的是古代女性历史上第一次接受自己身为女性，并以与男性有明显的生理不同而自豪的史实”。[6]158-159在此情况之下，与传统礼教相悖的女装袒露之风得以流行起来。但这种袒胸之风对于自古奉行传统礼教的中原汉族儒学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离经叛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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