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提 要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间中的多语表征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侧重考察静态、情景化置放的典型语言标牌，而近年来城市空间中边缘性语言标牌也开始受到关注。本文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综述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阐释

　　提 要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间中的多语表征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侧重考察静态、情景化置放的典型语言标牌，而近年来城市空间中边缘性语言标牌也开始受到关注。本文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综述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阐释其作为社会符号的价值和功能。分析认为，以游行标语、车身广告、涂鸦、街头艺术、T恤衫、网络界面、语音广播等为代表的非典型语言景观作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话语，常具有移动性、临时性、多模态性、越界性等区别性特征。研究者可以从对话性、城市政治、语码优选、语言权势、场所符号学等多个视角对非典型语言景观加以研究，揭示边缘性标牌上的语言文字选择和呈现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现实。本研究将有助于语言研究者认识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社会符号意义，为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开拓新视野。

　　关键词 语言景观;非典型标牌;社会符号;城市话语;城市空间

　　作者：尚国文

　　一、引 言

　　语言景观研究是当今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它以城市环境中官方和私人标牌上的语言文字使用为切入点，旨在“描写和识别公共空间中语言呈现与否的系统规律，了解多元形式语言景观创建过程中的动机、压力、意识形态、反应以及决策等”(Shohamy & Ben-Rafael 2015)。语言景观的考察对象一直以来都是以路牌、街牌、楼牌、广告牌、商铺招牌、告示牌、警示牌等传统、静态的标牌为主。但实际上，现代城市环境中还存在着许多非典型、边缘性的语言标牌，如车身广告、电子屏幕、标语口号、涂鸦、文化衫等。这些标牌载体和标牌文本或移动，或变换，或临时呈现，或违规书写，但它们都是语言景观的组成部分，在城市交际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Landry & Bourhis 1997)。由于不够典型、收集困难等原因，这类标牌在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中鲜有涉及。Marten et al.(2012)认为，在当今的电子数码时代，语言景观研究只聚焦传统标牌便显得过时、不完整。Moriarty(2014)也指出，现实空间是多元、流动和不断变化的，只关注静态、固定的标牌是传统语言景观研究的一大缺陷。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动态变幻的标牌甚至听觉符号、嗅觉符号(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 Jaworski & Thurlow 2010)都进入了研究视野(Pütz & Mundt 2019)。边缘性的语言表征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语言景观研究的维度和主题都得到了拓展。对非典型语言标牌上的语言实践加以分析和解读，不仅可以丰富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践，甚至能揭示一些传统语言景观研究无法发掘的语言规律和社会语言现实。

　　在中国，语言研究者对于各类标牌上语言使用(常称为“公示语”)的考察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其中尤以公示语翻译策略的探讨最为引人注目(李增垠2013)。不过，以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为目的的语言景观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比较重要的实证研究(如徐红罡，任燕2015;彭国跃2015;俞玮奇，等2016;王克飞，叶洪2016;李丽生，夏娜2017;刘楚群2017)都是以常见的传统语言标牌为对象来考察城市多语现象，而对于非典型语言标牌几乎都未涉及。鉴于国际语言景观研究中“语言标志的边界不断扩大”(徐茗2017)，国内研究者也应考虑将非典型标牌纳入研究范围，以揭示更多语言使用与社会、人群、政治、经济、政策、身份地位等因素之间细微而复杂的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将城市空间中传统标牌以外的语言文字所构成的语言景象称为“非典型语言景观”。那么，非典型语言景观包括哪些文本形式?非典型标牌与典型标牌相比有何异同?非典型语言景观能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研究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的文献来解答这些问题，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前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的相关动态。本文的讨论将有助于语言景观研究者进一步开拓思路和视野，推动我国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与功能

　　非典型语言景观所涵盖的标牌类型众多，形式各异，有些“标牌”甚至没有实体框架。下面我们选取学界关注比较多的几类非典型标牌加以说明，讨论它们在城市空间语言表征中的特征和社会交际功能。

　　(一)游行标语

　　示威游行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通过论争表达立场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关注，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最终形成或改变政策和法规(Hanauer 2012，2015;Shiri 2015)。标语是所有游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Hanauer(2012)指出，示威标语在城市空间出现时能发挥3种功能：(1)戏剧性植入(dramatic interjection)功能。在人们熟悉的地点短时性地植入政治声音，影响公众的意识。(2)信息功能。标语可以向公众传递多种信息。(3)对某个群体或某种主张表达异见或认同。游行标语有多种形式，包括手持标牌、横幅、海报、旗帜、汽车贴纸、传单、服饰标语等，加上图片、口号、音乐和歌曲、数字和社交媒体等手段，随着游行队伍形成一道移动的語言景观。这些自下而上的语言标牌在示威活动中似乎有一定的功能分工。例如，手持标牌可以用来陈述诉求或不满;横幅是游行活动和示威者立场的主旨陈述;而旗帜则是忠诚的象征;呼喊和音乐等听觉手段可以吸引人们的关注(Messekher 2015)。游行标语体现公众在社会政治事务决策中的存在感和参与感，它们既反映示威群体的心声，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种由游行参与者利用某个场所空间而临时构建的语言景观，能让人们有机会了解游行活动本身的缘由和目标，同时也了解当地社会的语言实践。

　　(二)车体及动态广告

　　在都市空间中，公共标牌和私人标牌大多出现在固定的载体之上，供读者阅读。而固定的标牌在信息传播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们经过标牌所在场所时才有可能成为读者，因此读者覆盖面较有限，信息传播较被动。相对来说，移动的标牌则优势明显：信息随着标牌载体的移动可以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吸引更多的潜在顾客群。鉴于此，移动的车体成为现代商业广告的一种重要的传播载体。在城市街道上，公共汽车、货车、出租车等车体表面常常成为商家和公益广告的投放平台，通过车体的移动性来增加广告信息的传播和影响。公司和产品的名称、商标、标语等印刷在车身之上，生动的图画和简短的文字共同构成一个巨型的广告牌。随着车体在市区街道来回穿梭，所经之处都可能引起人们(当地居民、行人和游客等)的关注，甚至能吸引其他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和司机的注意(Sculle & Jakle 2008)。除此之外，在电子科技时代，液晶屏幕上滚动式播放的广告、互动式电子屏上的广告、网页或手机应用中的弹出广告等新型广告形式层出不穷。这种框架相对固定而内容不停变换的广告牌与普通广告牌相比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从而起到较好的宣传和营销效果。

　　(三)涂鸦

　　涂鸦指的是在公共建筑的墙壁或设施表面所喷涂或刻印的文字或图案，其内容多是政治主张表达、亚文化宣传、非法广告等。涂鸦大多是未经主管部门或设施所有者允许而书写在街道或建筑墙壁上，属于越界式置放的标牌(Scollon & Scollon 2003)。城市主管部门作为城市空间使用权的监管者，常将涂鸦等同于破坏市容;而涂鸦者挑战城市主管部门建构的城市话语秩序，强行进入城市空间争夺空间话语权，传达某种信息或意识形态。尤其在多语、多文化或存有语言冲突的地区，街头涂鸦常常成为少数族群宣泄不满的工具，对本族群语言在当地语言政策和实践中被边缘化的现实表达愤怒和抗议。例如，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官方街牌用罗马尼亚语(拉丁文字)呈现，而在它旁边，俄语(西里尔文字)街名以涂鸦的形式粉刷在墙壁上，这一方面可以方便不懂罗马尼亚语却通晓俄语的读者，从而给街道上的商铺带来商业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涂鸦表达了书写者对俄语被边缘化、罗马尼亚语作为唯一国语的官方政策的不满(Muth 2014)。可见，涂鸦是个人或群体挑战既有的话语秩序、表达政治和权利主张的手段，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四)街头艺术

　　艺术创作者在城市公共空间所创作的视觉作品属于高级形式的涂鸦，常被视作一种街头艺术。与一般涂鸦不同的是，街头艺术主要以图画为主，有时也会配上少许文字，供读者观赏。街头艺术以街道两侧的墙体作为画廊，以非传统的方式与公众交流，传达创作者对于社会议题、审美价值等的观点，引起人们的思考(Pennycook 2009)。很多街头艺术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创作，从而遭到城市管理部门的管制和清理。但街头艺术并非总是以挑战或对抗政府的立场或政策为目的，有时则是为了增加城市的美感。Papen(2012)对德国柏林普林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街头艺术考察发现，街头艺术的创作目的除了反商业化之外，有些是为了对城市的空间生活发挥积极影响，融入并美化城市环境。由于街头艺术和涂鸦能让城市空间更具吸引力，这种以绘画和书法为主体的边缘艺术形式有时也会被商品化，成为当地旅游景观的一个卖点。不过，这种具有亚文化资本的景观常常具有排外性，一般只有该文化圈内的人员才能够读懂(Pennycook 2010)。

　　推荐阅读：《上海翻译》(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由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主办。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wyi/161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