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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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档案信息借此可有效实现多维度、多平台传播，但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技术方面也面临着种种风险。文章论述了媒体融合的含义，探讨了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特点，通过系统梳理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

　　摘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发展方向，档案信息借此可有效实现多维度、多平台传播，但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技术方面也面临着种种风险。文章论述了媒体融合的含义，探讨了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特点，通过系统梳理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面临的风险，指出当务之急是提升传播主体的信息素养、发挥档案部门的权威解读以及重视传播技术的风险管控。

　　关键词：媒体融合;传播风险;风险管控;档案信息
 

　　《历史档案》(季刊)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季刊，全国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是全国首家刊布历史档案的刊物。

　　媒体融合是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趋势。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的多维度、多平台传播得以更好地实现，使档案信息这一先前不为公众熟知的事物，从“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神秘色彩中渐渐淡出，开始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档案信息在人们工作、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或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务领域都对档案信息本身及其传播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当前的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界关注更多的是档案工作信息的宣传模式[1]、音像档案融合发展[2]、档案宣传工作[3]、人才问题[4][5]、档案记忆[6]等方面，对档案信息传播风险这一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档案信息传播风险如不能及时控制，轻则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重则可能引發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必须加以重视。本文重点梳理了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以期降低和规避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风险。

　　1媒体融合与档案信息的传播风险

　　1.1媒体融合的含义

　　“媒体融合”的概念最早由尼葛洛庞帝于1978年在《媒体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未来》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是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与互联[7]。当前，“互联网+”思维更提倡服务、创新、整合和跨界，这一理念也推动着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跨界，呈现出媒体融合的局面，信息内容跨平台流动更加便捷，不同媒体产业间的合作更加紧密[8]。习近平同志也盛赞这一变化：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9]。

　　当然，媒体融合的目的是整合多媒体资源，创新媒体产业合作模式等，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与“互联网+”思维的内涵指向一致。为此需要明确：

　　第一，媒体融合绝不是替代或合并传统媒体。在融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如新媒体发布和更新信息具有及时性、高效性，而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则更具权威性、公信力，两者互补融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第二，媒体融合是相互合作与创新。相互合作表现为不同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交流合作更充分;创新表现为传播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合作模式将更加紧跟时代、灵活多样。

　　1.2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特点

　　档案信息的原始记录性、回溯性、知识性和共享性等特性，使得档案信息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呈现出不同特点[10]。尤其是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整合、协同发展，既传承了传统媒体的运营特点，又兼具新媒体的优势，彰显了档案信息传播的灵活性。一方面，传播主体为抢占话语权，提高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提升档案信息传播速度。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也更趋多样，相继出现融合传播模式和协同传播模式，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

　　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平台、效果和模式等方面虽得以优化升级，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媒体融合环境下的传播风险，表现为多传播平台、多媒体形式、多传播模式的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相互合作中，档案信息传播各要素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风险更具系统性。诸多的档案信息传播要素在不同传播平台和模式的协同融合之下，传播风险来源随之叠加。繁复的档案信息传播环节相互承接、交织，关系更错综复杂，传播风险影响随之加乘。多元的风险来源和参差的风险影响纵横交错形成了系统性风险[12]。

　　第二，风险蔓延速度快。移动互联技术、多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普及，极大提高了档案信息传播的速度。加之，不同类型和不同传播平台的档案信息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档案信息传播风险的孕育、萌芽和蔓延的过程也将随之加快。

　　第三，风险危害成本高。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自媒体与档案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如未经确认和审核的档案信息被传播，或者蓄意造谣，传播不真实的档案信息。质量不佳的档案信息会迅速在个人网络社交圈传播，继而发生二次、三次等多次传播，在较短时间内以指数级速度扩散，影响范围十分广泛。相关部门和公信力强的官方媒体为此正名，所付出的时间成本、技术成本、网络成本和人力成本等将大大增加，损失不可估量。

　　2媒体融合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梳理

　　媒体融合为档案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风险也相伴而生。因档案信息在内容、形式、物理属性和技术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性，其在媒体融合环境的传播风险需要认真梳理，以切实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其风险要素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风险、传播内容风险以及传播技术风险。

　　2.1传播主体风险

　　媒体融合环境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结合得更为紧密。档案信息传播主体除了传统官方媒体，还有众多的非官方大众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广泛，风险随之加大。官方媒体信息的输入输出有严格的流程把控保障，绝大部分非官方大众媒体也比较规范，但许多自媒体在实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缺乏、法律意识不强、盲目追求热点等，往往会造成档案信息的失真。

　　部分非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缺乏档案意识和专业素养，为制造噱头提升点击量，就利用读者的好奇心，随意跟风转载和传播来历不明、未经考证的档案信息，甚至杜撰、编造所谓的“档案信息”。如网上流传多年的所谓“毛泽东未发表文革诗词”“国家档案馆老干部解密：毛主席未发表过的诗词”等文章[13]，便是个别自媒体的刻意编造。

　　实际上，档案的公开、档案信息的传播等，需要依据《档案法》《保密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传播主体一旦传播了不真实的档案信息，或传播方式不当，将会对政府公信、国家安全甚至国際关系、社会稳定等造成负面影响。如2018年底崔永元在微博曝光“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陕西省相关市、县及厅、局，就连最高法、最高检甚至中纪委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此事客观上敦促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公正对所反映事件予以处理，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舆论误导，致使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也很可能会动摇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14]。

　　2.2传播内容风险

　　传播内容风险是媒体融合环境下，影响范围最为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风险。如果传播主体对档案信息内容和关联不甚了解，选择性解读或者有意歪曲，那档案作为原始记录所蕴含的价值将大打折扣。而如果各媒体在档案信息交互传播过程中，都根据自己需要对传播内容选择性加工，很容易造成档案信息的失真。此外，真实性有待考证的档案信息一旦传播出去，最初的传播主体便无法控制，只能听任其他传播主体随意传播，以讹传讹，从而引发不良后果。

　　尽管档案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但是不排除其中有虚假的成分，档案造假古今中外可谓屡见不鲜，因此在选择传播信息时，应该注意鉴别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如2019年有不法分子盗用国家档案局名义编写档案相关手册，并冒用山西省档案局名义向地方档案部门征订，为此国家档案局不得不发出“郑重声明”予以辟谣[15]。

　　档案信息的解读只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才有价值，而当前许多媒体却有意忽略时代背景与档案信息的内在关联，对档案信息进行选择性解读和传播。如台湾“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上开放了总数超过26万件的蒋介石档案，其中一份电报中提到“台湾只是我国的托管地”，这句话竟让“绿委”借机发挥，妄称台湾不属于中国[16]。这部分人有意对档案内容断章取义解读，割裂了档案信息的内在联系，致使读者不能全面有效掌握档案信息，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2.3传播技术风险

　　各类媒体平台在融合过程中，会因为之前建设平台的技术不统一而暂时存在着漏洞，此时最可能发生档案信息被泄露或篡改的风险。这种特定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因研究、开发和应用某项技术所遭受的损失均可归为技术风险[17]，其主要成因在于传播技术本身的不稳定、不成熟以及与相关标准的不匹配。

　　档案信息往往保密性较强，在收管存用等环节至关重要，媒体融合环境下这些环节多在各类媒体平台中进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信息泄漏或被篡改，其风险不可估量。因此，做好平台的技术维护，确保档案信息在收集、保存、传播等环节中真实可信至关重要。但技术风险检测具有滞后性，在传播活动中只有技术应用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才可能被发现，且技术风险本身具有客观性，风险只能被削弱和规避，却不能被消除，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此类技术风险无处不在，人们面对技术风险最初总是无所适从。

　　传播风险的成因相当复杂，有的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有的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在重视技术的同时，尤其不能忽略人的主观因素，或者说管理因素。比如，现实中部分地区档案部门新浪微博账号被盗用而发布不良信息，究其原因大都是管理人员风险意识缺乏所致，不仅有损档案部门的形象，还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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