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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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目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其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笔者运用1992年-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为市场驱动(1992-1999)、要素驱动(2000-2009)、效率驱动(2010-2016)三个阶段，从理論上梳理并建立计

　　摘要：目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其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笔者运用1992年-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为市场驱动(1992-1999)、要素驱动(2000-2009)、效率驱动(2010-2016)三个阶段，从理論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分别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法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在前两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而2010年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良好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结构;产业结构
 

　　一、引言及背景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研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提出的概念，表现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不能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长期停滞甚至衰退，无法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跨越(Gill和Kharas，2007)。张德荣(2013)研究发现，在196年，处于中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有26%的国家在30年内未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1970年，处于中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有43%的国家在30年内没有顺利进入高等收入行列，而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已扩大到50%。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560.5美元，进入“中高收入”组。对比2010年前后人均GDP增率可以发现，2010年后我国人均GDP增率平均下降2.12个百分点①。

　　针对这一巧合，有必要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进行分析研究。部分专家学者从储蓄和投资(朱运法，1997;代法涛，2014)、收入分配(蔡畴，2014;张来明，2016)、城市化(Black和Henderson，1999;沈坤荣，2007)等方面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机理，另外一部分学者集中从人口结构(王德文，2004;秦佳，2014;史本叶，2016)和产业结构(熊彼特，1990;刘伟，2008;张军，2009)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侧重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笔者应用1992年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为市场驱动(1992-1999)、要素驱动(2000-2009)、效率驱动(2010-2016)三个阶段，从理论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分别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法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在我国经济发展前两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而2010年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选取了中国1992-2016年的省级数据，并将其按照历史发展逻辑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人口结构的改变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直到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此研究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丰富了原有文献和研究方法;第二，本文在产业结构方面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研究系统，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是对下一期人均GDP增长率具有强烈正向作用，这一分析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文献综述之后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进行理论推演;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马岩，2009;胡鞍钢，201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干春晖和郑若谷，2011)。在经济起飞阶段，产业结构变化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罗斯托，1960)。Ohno (2009)以越南为例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自给自足的农业阶段因没有获得足够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其无法跨越到拥有支柱产业的技术吸收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诱因是没有实现完美的产业升级。Peneder (2003)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带来的结构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

　　黄茂兴(2009)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资源配置不公、失衡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有可能落“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刘伟，2011)。经过几十年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未能完成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接替可能是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李亚成，2016)。

　　人口结构主要通过人口红利、社会抚养负担等途径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失衡的人口结构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一国经济增长(Lindh，1999)。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涨的“人口红利”阶段，经济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蔡日方，2009、2010)。对于我国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孙爱军，2014)。蔡日方(2012)认为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再创人口红利。只有优化人口结构才有望促进经济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冯扬，2016)。

　　除了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之外，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投资水平、政府支出等一系列因素也与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城市化通过刺激投资规模扩张来带动经济增长(张景华，2007)。城市化率与消费水平存在着“U”型关系，充分发挥城市化调整经济结构功能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陈昌兵，2010)。

　　技术水平的提升变化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Ac emoglu，2006)。然而，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在不断下降，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下降是我国经济减速的关键因素(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政府支出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黄梅波，2015);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本投资，但当一国经济步入中高收入阶段时，要素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将不再明显(张德荣，2016)。

　　推荐阅读：《人口与发展》(双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兼有的综合性人口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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