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及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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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本文以当今公众考古的现状及所带来的利弊为研究背景，旨在以此为契机探索我国的公众考古发展之路，从而让学术更好地走向大众。通过对中国知网的相关论述进行整合研究得到一个具体可行的措施，明确了该措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 关键词：公众考

　　摘 要：本文以当今公众考古的现状及所带来的利弊为研究背景，旨在以此为契机探索我国的公众考古发展之路，从而让学术更好地走向大众。通过对中国知网的相关论述进行整合研究得到一个具体可行的措施，明确了该措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

　　关键词：公众考古 现状 措施

　　一、公众考古学的定义、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及相关争议

　　(一)公众考古学的定義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以为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为核心思想，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及参与的广泛化。主要研究如何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让考古成果走向大众。

　　(二)我国公众考古的发展

　　中国公众考古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具体可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即如何传播、如何教育、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展示。其发展过程主要由个体走向整体、团队，最后完成向群体实践的转变。

　　我国公众考古兴起于1935年-1938年期间，该时期考古的社会化进程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在这期间内，徐炳昶(徐旭生)先生带队的斗鸡台考古队对宝鸡斗鸡台墓地展开的考古调查研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另外，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也是中国早期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他的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6]以及他的考古随记完成了对考古工作的普及。

　　我国的公众考古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典型代表是一批考古历史类通俗读物的发表，如裴文中先生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贾兰坡先生的《中国猿人》[2]、《河套人》[4]……这些通俗读物将中国的考古的通俗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国的公众考古正式形成于1950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苏秉琦先生针对考古事业需适应新中国改造的需求，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了题为《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文中首次提出考古应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观点，[3]他提出，面对全新的革命形式，考古学应该向公众化、大众化与社会化的新方向进军，同时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尽管他未如当今一样将面向公众的考古叫做公众考古，但却用创新性地运用图例的方式将考古、历史、博物馆与文化建设构几个方面建起内在联系，文中提出的考古应具有的对于文化建设而言的“普及任务”的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为新中国考古公众化的一个出发点。

　　(三)我国公众考古的有关争议

　　1、译名之争

　　Public Archaeology中的Public究竟指代的是何物?The public一词至少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而其在Public Archaeology中至少有两层含义，由于中心点的不同，这两层含义也有明确的划分。这两层含义主要是：(1)、将考古工作公共事业化，也就是构建将考古工作与国家和它的事业机构的联系，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基础建设来促进文化的传播。(2)、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考古工作的立足点，通过人民参与，人民传播与人民接受三个过程完成考古工作由田野工地走向日常生活的转变。这一争议的细节方面可参考论文《公众考古学初探》[8]

　　2、我国的公众考古是否是西方的舶来品?

　　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加快，先前被广泛认可的“公众考古是由美国传入”这一观点逐渐受到了质疑。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著《论中国公众考古是不是西方舶来品》[10]一文。该文通过回顾中国考古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的大众考古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自成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走着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高蒙河教授认为中国的公众考古绝非全盘吸收西方公众考古的产物，更不应被无限缩小，省略至零并单纯、盲目地冠以西方舶来品这一名称。

　　一、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及当前利弊的权衡

　　(一)我国公众考古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的建设与完善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公众对考古事业的了解逐渐加深，对考古工作也逐渐有了新的看法。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家国情怀的号召，各地历史文化博物馆努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关注度。通过博物馆，观众更加直接、简明地对出土的文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也是一个丰富。博物馆开展多种形式、多样风格、多重手段的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文化需求，更让当地的历史能够更加广泛地为人所知。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度。以风靡网络的《盗墓笔记》、《鬼吹灯》小说为例，一方面，“盗墓文学”的出现开始将公众的眼光吸引到古文物方面，让尘封多年的文物重获瞩目，让读者对我国古文物的铸造、形制等方面有了初步的了解，一定程度上为公众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与影视出现的错误宣传让公众在理解考古的含义时出现了偏差，有读者甚至认为“考古就是盗墓”。

　　(二)近年来我国公众考古的典例

　　1、曹操高陵

　　历史上的曹操在中国堪称是一位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且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被《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用“抑可谓非常之人，超士之杰矣”[5]来评价，但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却认为他是篡汉之罪人，乱世之奸雄。同时，世上也流传着颇多关于曹操墓的传说，认可度较高的包括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河底、安徽亳州和河北磁县说

　　2009年末，河南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河南安阳市发现了“曹操高陵”，此后该发现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之一。一时间关于该墓墓主人是否是曹操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了社会舆论话题的热点。媒体、网民、学者、行业官员更是各执一词。社会上迅速分成了了“倒曹派”、“挺曹派”两大阵营。在中国考古学界，从未有过的关于考古判断真伪性的辩论就此拉开序幕。“曹操墓”由此在平地引起轩然大波，在巨大经济价值的引导下，河北邯郸和安徽亳州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类似，各地争相争夺名人故里，四川彭山县声称要发掘“刘备墓”等行为愈演愈烈。更有个别电视台邀请“倒曹派”和“挺曹派”的专家学者当庭辩论从而达到引发收视狂潮的目的。网络上一些抹黑的言论俯拾即是，凭借曹操墓而扬名的学者大有人在，当是时，关于曹操墓的言论甚嚣尘上，一时难以制止。这样的环境对考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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