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我国环保传播的研究谱系与学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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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 要：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环境的忧思到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人类从未停止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环保传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环保传播的研究也成为近若干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环保传播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甚少

　　摘 要：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环境的忧思到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人类从未停止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环保传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环保传播的研究也成为近若干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环保传播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甚少。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环保传播实践，并以1979年以来环保传播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领域、现实困境、环保传播教育、话语实践、历史演进、过程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环保传播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也发现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学理探讨乏力等问题。笔者认为当下的环保传播研究应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理论体系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聚焦新媒体环境下环保传播方式的转变，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对环保传播中的舆论引导问题进行再思考，对环境相关集体行动中的利益博弈和环境正义与公平等问题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进一步丰富我国的环保传播研究。

　　关键词： 媒介化社会;环保传播;研究谱系;生态文明
 

　　《榆林科技》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人类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尽管有不少像中国这样的负责任大国在保护环境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的举措，但全球变暖、大气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难题仍然较为严峻。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使命，不仅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更需要世界各国公众联合起来，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环保传播是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仅能够传递环保信息，还可以促进生态科普教育，对特定主体进行环保监督，为环境弱势群体发声，动员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等。尤其是进入媒介化社会，受众对媒介的依赖度越来越高[1]，环保传播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环保传播。

　　本文主要以1979年以来国内环保传播的有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揭示我国环保传播研究的基本状态，进而对未来研究进行学术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环保传播研究的历史溯源和现实驱动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已对乱砍乱伐导致的水土流失表示忧虑。公元一世纪，罗马的科拉米勒(Columella)和普利尼(Pliny)意识到盲目开垦荒地可能会引发环境问题。[2]我国在北宋时期，苏颂就在《本草图经》中探讨了丹砂对水环境的污染问题。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人类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于是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为大规模环保传播的开展提供可能。[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波环境运动主要以美国资源保护运动为发端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一阶段，自然保护主要是为特权阶层服务，参与者以富有的白人为主，他们的诉求主要表现为对狩猎、露营时土地原貌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波环境运动兴起。卡逊博士在1962年发表的报告《寂静的春天》成为此运动兴起的标志，它促使环境保护议题成为美国民众共同讨论的话题，此后各种环境运动此起彼伏。第三波环境运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表现为环保主义者与污染制造者之间博弈斗争。[4]在这三波的环境运动中，环保传播都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尤其是这3本环保著作《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终止循环》的诞生，在环保运动生成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可以说，没有环保传播就没有环境保护运动。

　　在我国，虽然早有文献典籍阐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环保传播的作用，但环保传播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任务，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第二年，以《环境保护》的创刊为标志，我国的环保传播开始萌芽。[6]20世纪80年代，《动物世界》开播和《中国环境报》创刊使我国的环保传播进入发展快车道。199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环境发展大会，成为我国环保传播蓬勃发展的起点。[5]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各大媒体介入报道，我国环保传播实践进入了新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指示不断升级，环保传播日益成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由于我国环保工作不断推进，环保传播的价值不断被发现，环保传播不仅成为新闻媒体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凸显与遮蔽：近40年来我国环保传播的研究谱系及其评判

　　我国早期的环保传播文献以通知、会议记录、科普类型为主，重在对环保工作经验的总结，呈现多进行自我反思、向他国学习的倾向。直至1988年《加强环境新闻的战斗性》中提出“环境新闻”一词，我国才正式走向环保传播的学术研究之路。

　　综观当前的环保传播研究，学界在关注領域、现实困境、环保传播教育、话语实践、历史演进、过程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表1)。

　　(一)对环保传播关注领域的研究

　　各学者对环保传播的关注领域和分析视角相近。刘涛从话语、权力与政治视角解读了西方环境传播研究，认为可以划分为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媒介与环境新闻等九大领域。[7]李文竹、曹素贞则从媒介、公众、危机、政治四个角度对环境传播研究进行梳理，划分出环境新闻与媒介、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环境修辞话语与报道框架共三个重点板块，与刘涛的部分研究领域划分相似。[8]此外，郭小平认为，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包含“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逻辑框架下的媒介及其报道研究、“发展与风险”框架下的环境新闻学研究、生态美学视角下的影视研究、环境风险传播研究、媒介绿色修辞的话语批判、公民社会视角下的环境传播研究六大方面，但在生态话语的生成、过程、意义方面仍有理论发展的空间。[9]另外，随着环境新闻事业的壮大、环境新闻从业者的崛起，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也应纳入关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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