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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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中国286个地市级2007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作用。研究发现：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也显著为负;区域分析表明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地谋发展模式已

　　摘要：基于中国286个地市级2007—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作用。研究发现：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也显著为负;区域分析表明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地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拉动工业经济增长，证明降低工业用地供应比重的策略是正确的;工业资本和工业劳动力对工业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但企业科技水平不高制约了资本利用率和工业利润率的提高。

　　关键词：工业用地;工业经济增长;要素投入;空间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率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独特的土地制度和工业用地配置方式实现了高速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土地在中国过去的工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也广泛认可土地对工业经济的促进作用[2-4]，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土地作为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下降[5]、土地寻租行为增加[6]、用地结构错配[7]、生态环境质量下降[8]等问题。赵崔莉等[9]根据不同阶段工业化特征认为，当前中国处于创新型工业化时期，土地肩负着调控和引导工业化科学发展的双重责任，过去依靠工业用地的宽供应和制度扭曲带来的低成本供应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工业经济现状。刘守英等[10-11]认为，土地对经济的作用可能出现阶段性变化，上一轮进程中土地是促增长的，但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后，土地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阻碍作用;实证分析也證明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以地谋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和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已经衰竭，部分地区由于风险增加，过度投放土地反而抑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周咏馨等[12]研究发现，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存在区域差异，工业用地投入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出有推动作用，而对珠三角地区则产生了负面效应。

　　上一阶段土地投入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其副作用也正影响着下一阶段的工业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土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2006年，为抑制地方政府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引起恶性竞争，进而造成土地闲置或浪费，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规定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此后全国工业用地供应比例逐年降低(见图1)，从2006年的50.4%降至2017年的20.19%①。同时，这一政策的出台也成为中国工业用地出让市场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此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工业用地供应比例逐渐下降，但目前中国工业用地比重仍显著高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当期水平，而且也高于这些国家在高速工业化阶段的工业用地水平[13]。

　　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下，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转型期土地要素投入是否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土地要素对工业经济的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近年来中国降低工业用地供应比重的策略是否正确?现有研究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且采用普通面板模型[3-4]，假定各城市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存在相互竞争和模仿行为[14]，不同地区工业用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15]，忽略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造成有偏估计。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全国286个地级市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包含工业用地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可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财富之母”，他们也强调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供给总量固定的土地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索洛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土地可以为资本所替代，且技术进步足以抵消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16-17]。Rhee等[18-19]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在平衡增长路径下是动态无效率的，不过他们的研究将土地要素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量。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土地要素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与土地要素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诞生的时代环境是契合的。一方面，从以土地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土地要素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诞生时，西方国家大部分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社会结构稳定，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小，土地供给总量基本固定。近年来，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土地和空间要素被置于较高位置，以Romer[20]和Lucas[21]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将土地要素重新纳入内生模型，克鲁格曼则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Harvey等[22]也提出土地与劳动一样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要素，认为土地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多诞生在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国情差别的存在，导致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主要体现在：

　　(1)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还在进行，土地供给总量并不固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和工业用地面积分别由2007年的36351.65 km2和7446.02 km2增长到2018年的56075.9 km2和11026.77 km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2%和3.63%;

　　(2)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导致土地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往往对土地市场进行干预，比如低价出让土地招商引资，此外，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土地进入市场的时机和规模，实现土地宏观调控[3]，这些都增强了土地要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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