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行动下统战工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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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立足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通过对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期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乡村建设行动中面临的思想认识分化、生产要素匮乏、协商民主不畅、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进行具体调查分析，并试图用统一战

　　摘要：立足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通过对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期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乡村建设行动中面临的思想认识分化、生产要素匮乏、协商民主不畅、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进行具体调查分析，并试图用统一战线思想凝聚、资源汇聚、利益合聚、人才集聚等方面优势补足乡村建设行动中的短板，以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乡村建设行动中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贡献统一战线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乡村建设行动;新型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统一战线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乡村振兴与统一战线在学理和实践上相结合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从类别来看，有从学理上论证两者有机结合继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如程和平的《统一战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为和优势》;有从人治视角分析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作用，如李传喜的《治理型统战———新乡贤统战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发展》;有站位宏观视角从内在逻辑论证两者关系，如龚晨的《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多重动因与制度安排》。总体来看，从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体之“困”与统战工作独特之“势”相衔接，继而有针对性地发挥统战作用的微观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可能由于乡村建设行动提出的时间较短，以乡村建设内在要求为背景的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论证考究;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的成员构成日益纷繁复杂，用好统一战线整体优势，需要结合乡村发展实际，才能有效发挥统一战线功能作用。因此，在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从历史、理论、实践维度把握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应用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乡村建设行动下统一战线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一)历史维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

　　从组成结构来看，统一战线是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中心目标任务下的政治联合，内在决定了统一战线追求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在我党历史上，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5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的发展。

　　我党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开始注重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注重到农村启迪农民、团结农民，于1928年12月、1929年4月，分别在井冈山和赣南主持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的两部土地法，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在此期间，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党外人士在乡村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最为深远。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党倡导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三三制”政权影响下，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国统区一大批党外爱国人士从农村的具体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对解决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重要性，在广大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实现改造人心、团体生活、群众自治等目标，我党“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1]，在工農联盟基础上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不断推进土地改革。梁漱溟等党外民主人士在政府的指引下，对我党的领导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对过去乡村建设进行反思，自身认知也发生了改变，放弃利用改良手段再造人心等方式，在投身乡村改造的进程中逐渐认识到“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2]。我党进行的土地改革赢得了广泛认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会、妇女协会、青年团等组织也随之获得了极大发展。此外，土地改革建立起的自然村一级党的领导彻底瓦解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打破了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推动形成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全国统一的农村政治结构”[3]。1952—1953年，我党在乡村治理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农业互助合作之路，进入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和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4]。逐步将农村经济形式由生产资料私有的小农经济转为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经济，以实现农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包括生产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逐步收回到集体，实现了我党对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的主导。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党在带领各阶层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5]，部分在职的工商业者自愿下乡，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广大知识分子从城市走进农村，响应毛泽东同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6]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无论是党外人士“下乡”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引领乡村的精神风貌，还是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都使乡村朝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外延都被赋予新的历史意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而要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就必须要关注乡村建设行动这一内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国家战略，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中。

　　(二)理论维度：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的必然要求

　　乡村建设行动的提出，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层次需要得不到满足，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看，乡村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影响城乡总体协调推进;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系统规划，补足乡村振兴这一发展短板。鉴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有效实现了人的需要与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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