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体系建设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12

摘要：【摘要】基于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研究困境， 探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给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建设带来的挑战， 并进一步以通信视角为切入点， 探索并构建包括形式质量、内容质量、传递质量以及使用质量四位一体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摘要】基于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研究困境， 探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给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建设带来的挑战， 并进一步以通信视角为切入点， 探索并构建包括形式质量、内容质量、传递质量以及使用质量四位一体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特征体系， 以期通过明确内部控制信息的质量特征， 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体系建设的精髓并指导企业实践， 最后从实务界和学术界两个角度， 提出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建设的对策和重点研究方向。

　　【关键词】数字经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一、引言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关的信息披露则是企业向利益相关者诠释和传递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有效方式。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不仅包括风险防范还包括价值创造[1] ， 这表明风险防范和价值创造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基本目标要求。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及其信息披露的研究应结合我国国情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 与时俱进， 避免流于形式[2] ， 同时应当明确内部控制信息是由谁提供、为何披露以及使用主体是谁等问题[3] 。 然而， 现有关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其信息披露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 相反的， 由于受国际趋同因素影响而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主体部分基本沿用了COSO制定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导致我国大量企业内部控制及其信息披露的文献套用国外文献研究框架，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其信息披露的研究流于形式、缺乏深入企业特质和我国特殊国情的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 财务会计、审计的工作环境以及职能的深刻变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价值创造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作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虽反映了保障企业合法合规、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企业发展等目标实现的治理机制的信息， 但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传统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已无法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因而， 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以服务于经济发展， 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二、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研究困境

　　1. 对内部控制本质及边界等基本属性的认识不清晰。 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及其概念范畴界定是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基本要素， 但迄今为止也未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权威的企业内部控制定义， 并常常混淆内部控制的本质和概念区别。 现代内部控制理念建立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之上， 其理论根源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 并经历了从“内部牵引”“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三要素)”“内部控制系统(四要素)”“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五要素)”“内部控制过程(六要素)”到“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八要素)”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然而在现实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性恶”假说和完全的经济理性人假说并不成立。 如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内部控制课题组[4] 的研究表明， 由于人类对理性的不懈追求， 以及普遍存在的自我控制倾向， 内部控制制度的人性基础比“目的”或“目标”更为重要。 杨雄胜[5] 指出， COSO的内部控制定义使人们无法区分内部控制和公司其他管控制度， 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 他还运用免疫系统的概念类比内部控制， 指出内部控制是个人、社会、组织各层面正确防范并遏制“非我与损我”、主动保护并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 李心合[6] 指出， 应打破内部控制被神化的格局， 重新定义内部控制的边界， 使内部控制能够以风险防控为目标、以运营管理层为主体、以内部牵制为核心机制。

　　对于内部控制本质的认识， 学术界存在控制系统论、制度论、管理过程论等多种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有助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认识和应用内部控制， 但这也恰恰反映出实践发展的无所适从以及理论研究中系统理论体系的缺乏。 在理论界对内部控制概念及本质缺乏统一认识的背景下， 内部控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无从谈起。 只有正确认识内部控制的内涵、本质以及边界， 才可以避免对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杂乱无章式的研究， 即对内部控制本质和边界的清晰认识是正确评价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及其质量的前提。

　　2.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理论研究滞后。 新兴技术下的内部控制流程在现行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和披露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不仅如此， 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信息的产生， 也导致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发生了变化， 加之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实践中存在的固有问题还未解决， 新技术在为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提供更高效方式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前作为传递企业内部控制信息重要载体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反映新变化和新信息需求不足方面的困境。 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企业采用形式上合规且内容丰富的内部控制评价和鉴证报告“迷惑”使用者， 而对企业面临的新风险以及防范措施等却避而不谈。 存在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数字经济浪潮下内部控制理论和信息披露体系的创新滞后于企业实践的发展， 现行的内部控制相关规范和指引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相关信息的披露不足和评价指标可靠性受限。 2010年财政部等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财会[2010]11号)， 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多维度地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也有相当多规范研究依照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 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和经济后果进行评价。 但由于高质量、与决策相关的内部控制信息及衡量指标的缺失， 当下关于新商业模式、新業态、数字转型下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企业实践。

　　推荐阅读：数字经济下平台竞争对反垄断规制的挑战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jgu/20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