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平台竞争对反垄断规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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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与生产组织方式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多元融合、促进产业升级与跨界融通发展的重要作用。平台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垄断隐忧，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规制平台垄断行为的关

　　摘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与生产组织方式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多元融合、促进产业升级与跨界融通发展的重要作用。平台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垄断隐忧，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规制平台垄断行为的关系是全球反垄断司法辖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平台的算法行为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明智的单方市场应对行为还是竞争者间非法合谋的结果，是数字经济中尤为突出的难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平台的滥用行为既有传统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滥用行为的新表现，也有新型滥用行为。同时，大型数字科技公司的零存活区策略以及大型公司对初创企业的收购对竞争的影响亦值得反垄断法关注。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合并控制等角度看，应加强平台竞争监管，在现有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和体系下对平台竞争垄断进行规制，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技术完善和更新来适应数字经济的特点和发展变化。在加强对平台竞争监管的同时，更要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创新对平台竞争监管的方式，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相关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此外，应优化竞争分析框架，构建包含消费者福利、用户数据及隐私保护、平台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多元分析框架，改进市场调查等竞争政策工具。

　　关键词：数字经济;平台竞争;竞争政策;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执法

　　一、引言

　　2020年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催发了商业模式和商品选择的多元化，推动了社会多元融合。其中，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组成的平台经济，具有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等重要作用，甚至能使早已处于休眠或废弃状态的资源重新得到挖掘和再造，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然而，超级平台市场集中度提高所引发的“赢家通吃”现象以及反竞争隐忧日益突出[ 1 ]。从传统反垄断分析视角看，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源于平台内部市场竞争不充分、平台竞争规范不完善以及平台反垄断执法宽松。针对此种情况，有学者建议将大型数字科技公司拆解，或参照公用事业进行监管，以降低集中度并消除杠杆传导的影响[ 2 ];也有学者建议平台竞争对手之间开放数据共享，以克服某些市场的进入及扩张壁垒[ 3 ]，或者建立独立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机构[ 4 ]。另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数字经济市场已处于竞争激烈的状态，并且促进了创新，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优质和低价的产品与服务[ 5 ]。

　　综上所述，关于互联网平台市场竞争的是与非尚未定论，平台的定位、特征与影响、平台垄断问题对于现有反垄断规制的挑战亟待厘清，应制定合理的竞争规范，释放与平台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的竞争政策信号及导向，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数字经济持续创新，合理规制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提升消费者福利，以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

　　二、数字经济下平台的定位、特征及影响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現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6 ]。其中，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最直观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平台企业(Platform Provider)是平台经济的灵魂与核心。平台企业通过满足来自双边(及多边)不同类型市场(Two-Sided or Multi-Sided Markets)的需求，促进双边用户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交易，进而形成独特的商业生态系统[ 7 ]。平台企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规模不断壮大，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频现垄断争议问题，如“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因此，有必要廓清数字经济下平台的定位及价值，厘清互联网平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互联网平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利于市场竞争的不规范行为。

　　(一)数字经济下平台的定位

　　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者场所，引导或者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实现收益最大化，该场所既可以是物理场所，也可以是网络场所。《意见》所称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和撮合下交互，并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在不同情景下，平台的定位与法律性质具有差异性，例如苹果应用商店等交易平台既可能被视为软件供应商的“代理商”，是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也可能被视为软件的“零售商”。平台法律性质的不同定位对竞争法的适用会造成影响，如平台在被认为是协助供应商之间卡特尔安排的“促进者”时将受竞争法规制;而被认为是供应商的代理人或雇佣关系时，竞争法将规制从事垄断行为的供应商而非平台。因此，对平台竞争进行反垄断规制，首先应厘清平台的定位。

　　基于法学视角，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平台是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的多方主体提供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以便交易方开展交易活动的网络场所，平台的法律性质会因其提供服务类型的区别而不同[ 8 ]。目前我国立法对平台的法律性质尚未有明确界定，这并非是因为我国立法滞后，而是由于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新经济业态处于高速发展和变化中，理论上尚未能全面且精准地对其定义。而基于经济学视角，有观点认为数字平台是可以收集、处理、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信息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工具与规则[ 9 ]。申言之，将平台定位为平台经济的运行载体，其作用是构建数字化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与运行标准规则。而对于平台的法律性质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根据平台的运营特征及所提供服务类型判别，再结合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规制原则和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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