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须因势利导产业转移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20-08-31 10:0112

摘要：近两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代工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发达国家让产业回流的意愿强烈，这些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理性认识产业转移现象，

　　近两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代工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发达国家让产业回流的意愿强烈，这些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理性认识产业转移现象，理解其背后的逻辑、规律和影响，并进行合理引导和应对，是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基本特征

　　当前，我国产业转移处于初步早期阶段，但近两年来呈现加快趋势，主要有以下特征：转移行业集中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产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行业;转移企业以外企和民企为主，国企比例较少;转移企业以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为主，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转入首选地为东南亚国家，也有部分选择回流母国及其周边地区。

　　事实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早在7—8年前就发生了，只是近两年步伐明显加快，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背景，才引起各方面如此关注。目前，产业转移仍以加工组装环节为主，但部分供应链龙头企业转移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群式转移的苗头初显，且逐渐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业向长链条、高附加值的中高端制造业蔓延，同时，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进一步加速这种转移，需要密切跟踪和高度重视。

　　我国产业转移的基本逻辑

　　产业转移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回顾历史，第一次产业转移出现在19世纪中叶，主要是纺织、服装等从英国向欧洲大陆、美国转移;第二次是“二战”以后从美国、欧洲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第三次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第四次产业转移，其标志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企和民企)，陆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并在转入国形成了新的代工生产基地。与前三次产业转移的逻辑相似，本次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也是成本变化，既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长期因素，也有中美贸易摩擦等短期因素，既有国内自身因素，也有国际外部因素。

　　(一)我国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是首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人工成本、土地及其他要素价格全面上涨，制造业综合成本快速上升。

　　一是人口红利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2018年，我国制造业月均基本工资为493美元，是马来西亚的1.19倍、越南的1.46倍、缅甸的3.04倍。即使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工资水平也高于多数东南亚国家，比如2018年重庆的工资水平是越南的2.56倍。

　　二是我国税费、融资、物流、土地、原材料等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利润空间越挤越薄，很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向外转移。比如从税费负担来看，2019年，我国总税率为59.2%，高于柬埔寨的23.1%、老挝的24.1%、缅甸的31.2%、菲律宾的43.1%、泰国的29.5%和越南的37.6%。目前，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在实施更大力度的外国投资优惠税政策，与之相比，我国企业税费负担明显偏重。

　　(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出口成本增加是催化剂

　　中美贸易摩擦加快制造业转移步伐，特别是“两头在外”企业转移意向加强。

　　一是加征关税提升出口成本。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我国涉美出口企业订单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部分企业为规避关税上涨，把部分产能向海外转移。当前，中美虽然签署了解决贸易摩擦的第一阶段协议，但企业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若持续较长时间，将有更多的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是美国围堵中国高技术企业，威胁产业链安全。调研发现，很多企业担心，中美贸易摩擦会从贸易领域转向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核心前沿技术全面封锁，给企业带来类似中兴事件的打击，企业避险心理会推动产业向外转移。以智能手机芯片为例，全球6成智能手机处理器来自美国，尤其是在高端芯片上具有绝对垄断，vivo、OPPO等手机芯片有6—7成来自美国高通，中低端机型使用联发科，美国若对这类产品实施禁运，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分工和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三)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倒逼低端产能陆续退出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也逐步告别低端劳动密集型和重化工型發展阶段，产业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调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发展空间越来越窄，为延长生命周期，一些企业不得不向海外转移。同时，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不断提高产业环保要求，环境敏感型企业环保治理成本明显上升，一些企业为规避环保成本，加快向发展阶段较低、环保要求不高的中低收入国家转移。

　　(四)新兴国家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

　　近年来，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需求空间不断扩大，加上这些国家大力实行优惠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设厂，比如我国电视机龙头企业TCL集团为拓展海外市场，在印度、越南等国都开设电视机工厂。此外，还有部分企业看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前景，希望在投资成本较低的早期抢先布局。部分企业反映，现在越南就好比是30年前的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有必要超前布局。

　　(五)自动化、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广应用部分对冲发达国家劳动力高成本

　　随着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器替代人”使得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的占比下降，加上贸易摩擦的影响，一些技术含量高、销售市场在欧美的中高端制造业部分回流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时，区域性贸易互动加强，也有利于提升区域内产业链合作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比如美墨加自贸协定的签署，推动重塑以美国为主导、北美经济圈为核心的供应链组织网络和生产体系，吸引部分以北美为市场的在华美资企业和我国民营企业迁移到该区域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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