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传记绘本创作原则与手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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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普绘本是科普图书的一个门类，无论是引进还是原创作品，在少年儿童中都颇受青睐。科普绘本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内容以相当篇幅的绘图呈现，用画面阐释、补充、拓展少量文本的阅读，并给读者留有想象空间。所有题材的绘本均是如此，但绘本形式对科普图书而言具

　　科普绘本是科普图书的一个门类，无论是引进还是原创作品，在少年儿童中都颇受青睐。科普绘本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内容以相当篇幅的绘图呈现，用画面阐释、补充、拓展少量文本的阅读，并给读者留有想象空间。所有题材的绘本均是如此，但绘本形式对科普图书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较一般的文学题材的绘本，科普绘本呈现的主题、科学原理、仪器设备、工程机械、场景等要专业、复杂得多，故绘本在表现力以及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的层面上会更有效。这是科普绘本较一般科普作品在少年儿童中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最大特色和立身之本。

　　那么，什么是科学家传记绘本?指的是一种基于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围绕其主要科学发现进行创作、加工的科普绘本。

　　近年来，国内原创的科学家传记绘本形势渐好，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为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科学精神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事业坚持和维护的集体信念和精神操守，科学家传记绘本是弘扬和传播科学精神的极佳形式，特别对少年儿童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其次，随着我国科学综合实力的日渐提升，相应的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优秀的科普作品加以支撑，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图书公司整合团队资源，瞄准了科学史这块“富矿”，与相关科研机构或科学史学者合作，尝试将“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策划、创作并推出了一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传记绘本。

　　在当前这种大好形势下，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创作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又有哪些成熟的表现手法值得借鉴或推广，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的话题。为避免泛泛而论，本文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为例展开评述。《丛书》共分8册，以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形式分别讲述了竺可桢、钱学森、何泽慧、吴征镒、刘东生、梁思礼、袁隆平和屠呦呦的故事。

　　一、科学家传记绘本创作的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

　　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真实性原则是指事件的主要情节或故事梗概的取材要有基本的事实依据，而非无中生有，更不可胡编乱造;人物要符合其身份特征、时代特征;科研工作的场景画面，包括使用的仪器设备等，应体现时代特色和历史风貌，尽可能避免“穿越”画面。

　　《丛书》在创作上基本遵循了真实性原则。无论其文本创作还是画面呈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11个部委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比如其中的《何泽慧的故事》，直接取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刘晓教授承担的何泽慧院士的采集工程项目成果——《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科学普及出版社2013年版)，同时刘晓参与了审稿。一些内容即使不是源自“采集工程”，也取材于权威、可信的自传或回忆资料，比如《吴征镒的故事》主要素材取自吴征镒口述、他人整理的《吴征镒自传》(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吴征镒的《百兼杂感随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就画面的真实性原则而言，《丛书》也可圈可点。一方面，一些画面直接脱胎(或摹绘)、改绘自历史照片。比如《刘东生的故事》有一幅刘东生在野外考察的画面，他倚杖驻足、眼睛顺着抬起的左臂眺望远方。该画面摹绘自刘东生野外考察的一张照片，画面的一些细节，比如右手所持的笔记本、上衣的纽扣等均与原照吻合。再比如《屠呦呦的故事》中有一幅2015年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上台接受颁奖的画面(图1)，画面框架来源于一张现场照片，但又有所加工，或者说是基于现场照片的改绘。这种取材于真实场景的画面从创作难度而言低于一幅重新构思的画面，但其优点在于能客观、真切地反映主题人物、科技事件的历史场景，现场感、历史感极强。

 

　　但这种摹绘或基于照片改绘的场景在绘本中并不是越多越好，否则绘本将变成一本加了旁注的“旧影集”，失去了绘本应有的功能。同时，如果一册绘本过多地依赖历史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绘本的“形象性”，会使画师的创作能动性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故一册科学家传记绘本，摹绘或改绘的画面所占全书的比例不应该太大，就笔者所见，不宜超过1/4的比例。

　　另一方面，《丛书》在场景的典型建筑物方面也费了心思，参考了老照片和历史资料，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可信性。比如《竺可桢的故事》提到竺可桢早年在南京创立了北极阁气象台，其中气象台塔楼的形象显然参考了相关资料，包括塔顶设置的风向仪等设施也一如当时。此外，作者在一些重要的科研设备的描绘上也下了功夫，比如《梁思礼的故事》中出现的当年研制导弹时使用的手摇计算器，是符合真實历史的。

　　当然，真实性原则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稍一疏忽，便会留下瑕疵、造成失误。仍以《丛书》举一例，《袁隆平的故事》开篇谈袁隆平降生，画面场景是北平的银杏叶纷纷落下。但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7日，尽管从时节上说已算初秋，但9月的北京天气尚热，银杏叶绝不会泛黄落下，如此景象通常要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才会出现。可见，在创作的时候，应该处处小心，多方核实资料。

　　(二)形象性原则

　　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形象性原则与一般绘本的这一原则相比并无特殊之处，主要是指创作、呈现的人物、事件、场景要尽可能生动形象，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画面疏朗而不堆砌，色彩明丽而不媚俗，人物表情自然而不做作，人物与场景的搭配协调而不生硬，等等。

　　在《钱学森的故事》中，有一个场景是1955年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和妻儿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画面上轮船正在破浪前行，在跨页的幅面上占据了近一半的空间，天上飘着白云、海面上飞翔着水鸟，钱学森一家四口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整幅画面既有视觉冲击力，又富想象力，完美展现了钱学森踌躇满志归国效力的决心和光明的远大前程。

　　类似的表现手法如《竺可桢的故事》中的赴美留学场景，同样是伫立在船舷旁、目视远方，水鸟在海面飞翔，不同的是竺可桢是因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而正远渡重洋，他对前途充满憧憬的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也有些迷茫，故眼神流露出几分不安。画师通过竺可桢的眼神，向读者传达了许多文字无法承载的内容，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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