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的政治使命_兼论现代第一夫人制度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核心期刊论文2013-07-03 11:401

摘要：摘要：后妃，是中国传统社会女性中的特殊阶层，其身份的特殊性注定她们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社会，后妃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政治的活动中，自成一套规模宏大、建制完备、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时至今日作为现代政坛衍生物的第一夫人制

　　摘要：后妃，是中国传统社会女性中的特殊阶层，其身份的特殊性注定她们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社会，后妃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政治的活动中，自成一套规模宏大、建制完备、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时至今日作为现代政坛衍生物的第一夫人制度也日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第一夫人在政治决策和外交活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后妃；后宫制度；第一夫人；政治法律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一、中国古代后宫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后”字的原意是国主、君主。古代的“后”、“王”均是对天子的尊称。随后，天子的配偶被称为“后”，《礼记·曲礼》云“天子之妃曰为后”。“妃”字的古音读“配”，即本义是指配偶.
　　自君王出现以后，其住所称“宫”、“殿”。宫的前面为前宫，是君王朝会百官之所。宫的后面为后宫，乃后妃所居，为帝王之内宅。宫外为众官百姓所居，因而造成后宫与帝王关系最密切。后妃是指皇后、皇妃，她们与帝王本是夫妇关系或母子关系，然而身份的特殊性注定她们行使特殊的政治使命.
　　后妃是古代社会中唯一能参与政治的群体，又是最直接被政治利用愚弄的群体。古代皇权政治的特征是“四海之内，共尊一人”，一切制度的设计以维护皇权为核心，然而当皇权出现权力真空和统治危机时，为避免改朝换代的厄运，上层统治阶级以变通或异化方式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于是后妃参政成为暂时的权宜之计.
　　皇权制度为维护其权威，对后妃参政设置了种种障碍，宋时对于其的约束机制已经法制化。一方面她们被期待为循规蹈矩、维护皇权的政治表率，另一方面她们又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势力相互妥协的工具。身兼双重身份，处身于最高权力中枢，她们对政治的影响，是中国政治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
　　自夏时，君王就有“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为行使其权威，构建了一整套行政体制。“天子立官则先从后妃为始，所以然者，为治之法，刑於寡妻，始转家邦，而终於四海。”[3]后妃制度的设立即为天下政治之先。后宫制度始于三代，成形于秦汉时期，中经唐宋等朝，直至清代覆灭方走下历史舞台。《礼记》中周朝后妃的序位是：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后为一国之母，她领导之下的后宫建置与皇帝外廷的官僚机构相互对应。天子设六部、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达到外和而国治的目的。后也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人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使天下内和而家理。如此“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4]外内互应，家国之治便臻于完美。另外嫔、世妇、御妻等人也各司其职，共同协助皇后管理内廷，完成各种维护皇权的象征仪式.
　　可见，后妃既贵为天子配偶，同时也在君主专制机构中担任职务，具有“女官”的政治特征.
　　尽管《礼记》等典籍对后妃等制的叙述中包含理想成份，但对其后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秦汉以降，历朝代定制多参照周礼，后宫制度也在其中，只是在不同朝代经历了兴革损益。秦始皇将后宫妃嫔“爵列八品”。汉元帝时将后宫分化比照外朝百官制度，分列爵秩十四等.
　　[6]每年采选入宫而未能封为上述十四个等级的“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虽然没有封号，但她们也同外朝各个机构中的辅臣一样，俸禄一年不满百石，“旧食一斗二升，谓之斗食，有秩”.
　　[7]王莽篡位后以恢复周礼实施新政，后宫之制完全采纳了《礼记》和《周礼》的说法。其后，南朝宋明帝也以外官备置内职，细分职掌，共为七品.
　　[8]北朝孝文帝首次将宫内女职与嫔御区分开来，另立女官系统，其职爵与外官品位相对等.
　　[9]隋炀帝以《周礼》为依据，女官的设置如同外廷的尚书省，极为完备，并由此确立了“六局二十四司”的机构规制，[10]这一制度又为唐宋两代所继承。发展到明朝，后宫女官及其制度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视，进而将其纳入维护君主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中，成为皇权高度强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11]朱子彦教授认为后宫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将妃嫔、女官分成十几个等级，使之直接与官僚机构的爵位、官职、俸禄挂钩，实际上就是与君主专制政治接轨，从而使后宫成为皇家内部的女性的小朝廷；二是用制度来规范后妃的择选和册立，以确保皇位的承传能够按照“嫡长继承制”的法则有序地进行。可见，作为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权机构的朝廷与皇帝的后宫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政体的特殊模式──帝王制度下的“家国机构”。后宫制度在设立之初就带有政治目的，因此后宫女性参与行政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二、中国古代后妃参与政治的三种途径虽然后妃的职责是听天下内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原则上使后妃不得干预皇帝专权的外廷，但是皇帝以家国理念治天下，就不能全盘否定后妃对皇帝政治决策的影响，而且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后妃参与政治，临朝听政有适宜的理由和制度的保障。那扇通向外朝政治的大门还得为后妃徐徐打开。后妃参与政治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行使一整套后宫礼仪来维护皇权的威严在家国天下的政治模式中，皇帝是君父，皇后称为国母，皇后在内宫中的地位最为尊贵。史载：“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
　　[12]皇后为后宫之首，统率妃嫔执行宫中法纪，维护宫内的纲常。既然皇后在制度设计上与君王同为天下至尊，为保障皇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皇后需行使母仪天下、表率九州的职责，给全国女性做榜样。因而有一整套皇后的政治礼仪。如每年三月的“亲蚕”之礼，首择良辰吉日举行“先蚕礼”和“亲桑礼”。即皇后先斋戒三日，届时率领众嫔妃、公主、外命妇在后庭宫苑中进行采桑、祭蚕神活动.
　　历代许多皇后都举行过这项规模盛大的活动，其礼仪颇为隆重周密，乃是皇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二）以皇帝作媒介，通过对皇帝外朝行政的劝谏来影响统治集团的决策周初武王起兵伐商时誓词“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4]从而“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成为禁止后妃干政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到明朝之前，后妃对帝王政治的有益劝谏仍赢得赞赏，并载于史册，作为后妃的楷模。《列女传》载周宣王早卧晚起，姜后即脱簪请罪，曰：“吾之过，使君王好色而忘德，失礼晚起。”周宣王自此勤于政事，成为中兴之君，姜后也因之而被刘向列入《列女传·贤明传》之首。东汉明帝马后对明帝当政多有劝谏，“楚狱连年不断，囚相澄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间言及，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为思所纳，卒多有降囿”.
　　[15]唐太宗统治时期，长孙皇后不但在大的问题上给太宗以规劝，在一些足以败坏皇帝名声的小事上，也能加以纠正和劝导，其母仪天下的懿范深得太宗的敬爱。太宗将其遗著《女则》颁于宫内，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
　　[16]而明太祖的马皇后也是这样一位德冠后宫的皇后，《明史》记载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继以文皇后仁孝宽和，化行宫壶，后世乘其遗范，内治雍肃”.
　　[17]在她病重时，群臣纷纷请求为皇后祭祀祈祷山川日月之神,访天下良医来救治这位可敬的皇后。宫女怀念皇后的仁慈贤德，作歌以示纪念：“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斯万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三）以太后之身分临朝听政后妃这一特殊群体中，不仅有母仪天下的皇后，还包括养育圣上的太后。在皇帝昏庸、幼主无能或皇统中断时，要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和防止权臣的争权夺利，统治阶层就必须放弃“牝鸡无晨”的古训，转而接受后妃摄政这一权宜之计和应急之策。正统观念对后妃垂帘
　　听政这一非常态的政治现象都持否定态度。然而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发展都有欠缺，当历史发展到非常时刻，后妃摄政可以从传统伦理和制度本身寻找到肯定其合理的依据。由于先皇驾崩而皇子幼小，为保证皇权不至于旁落，母后辅政当然是最合适的选择。况且古代君王提倡以孝治天下，幼主秉承母后的意志，为天下作出恪守孝道的表率，因而母后干预朝政，辅佐以至于控制幼主有伦理上的有利依据。从制度名分上讲，后妃和君主“同体”，同属于天下至尊，必然会分享皇帝的尊严与地位，她与臣子之间也为君臣关系，这种潜在的行政合法性使后妃在权力出现空档或统治危机时，便可以君主的替代者来参与国政。历史上母后主政的情况始自战国，直至清，以东汉和宋最为频繁，据正史不完全的统计大约有三十七人。各朝都明文禁止后妃问政，但尽管如此，仍未杜绝太后摄政的现象。这一现象实际上已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补充形式。它是“家天下”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后妃作为皇帝的配偶，皇位继承人的母亲，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是最高统治者的亲密之人。在皇权更替而皇子实际上不能主政的情况下，是委任重臣摄政，是由宦官辅助幼主临朝，还是由母后代行政事？在这三种选择面前，还是后者较前二者更能保证家传天下的安全。同时，母亲代子行政比重臣擅位、宦官专权来得名正言顺，有着伦理和制度的保障，更易为臣民接受。而且，母后身为皇室的一员，为了自身及子孙的利益，总愿天下安定昌盛，这就决定了她们尽可能勤于政事.

　　三、中国古代后妃参与政治途径的评价封建礼制中，具有象征色彩的的仪制使皇后为天下众多家庭昭示母仪，从而“助宣王化”，完成制度上赋予其的政治使命。如前例所示皇后这种亲蚕之礼与皇帝的亲耕之举相互配合，在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中主要表达了“以民为本”的统治理念。《汉书·景帝纪》所载景帝下诏：“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为天下。”后妃以劝谏形式参与政治，多是站在皇帝背后出谋划策。唐代郑氏所作的《女孝经》总结的后妃之德为：“忧在进贤，不淫于色，朝夕思念，至于忧勤，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可见在后妃皇嗣传承使命之外并无排除其进谏思国的政治使命。但国家大权由皇帝紧握，对于建议采纳与否仍由皇帝来定夺，因此对于这种形式的后妃预政，朝中大臣虽颇有微词，但还没有引起太大的反感和强烈的反对.
　　[20]史书中反而会因后妃懿德而歌颂褒奖.
　　对于临朝听政之制，由于自身能力及活动范围的限制，传统理论及制度又设置了种种障碍，后妃往往依靠外戚力量进行统治，造成异姓势力扩张，进而威胁到皇位的继承，甚至造成社会更加动荡。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秩序的失调和紊乱，同时也意味着对统治集团内另一些人应得利益的侵犯与剥夺，其执政的根基更易遭到破坏。再加上长期男尊女卑、夫权至上观念的影响，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氛围中一般人都把男性执政视为天经地义，而把女性参政视为阴盛阳衰，阴阳失调的不祥之兆加以反对。大臣对后妃参政议政有着本能的排斥、反感，这就使后妃政治的推行更加困难。王夫之曾在《读史通鉴》中批判过后妃干政：“故奖妇贤者，非良史之辨也；事女主者，非丈夫之节也”，这种思想代表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后妃参与政治的反对。“所以，无论后妃干政有多少条理由，也无论后妃事实上多么有德有才，从专制制度的基本精神来看，都比不上君主本人亲自掌权名正言顺，令人心服口服，从而使后妃干政一开始就潜伏着合法性危机。”[21]然而后妃干政只不过是临时性维持政治稳定的权宜之计，只要过渡任务完成就要及时归政，否则就为伦理及制度所不容。朱子彦教授指出：“作为皇权的补充，后妃垂帘并不能取代皇帝独裁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听政的名义下，最大限度的行使皇权。”[22]后妃干政始终是君主专政的陪衬，处于整个皇权专制制度的禁锢之下.

　　四、现代社会第一夫人制度的政治解读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发展的如火如荼。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女性得到解放，社会呈现“她”时代的显著特征。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从贤妻良母化身职场精英。社会分工的日渐淡化，职业已没有明显的性别要求，被压迫了数千年的女性终于从幕后走上了台前。经济圈、文艺圈、政治圈等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姿。尤其以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政界，担当要职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这些女性公务员由于天然的优势或后天的努力，使她们在某些职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当代杰出女性代表的第一夫人，她们凭借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在社会活动和外交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一夫人并非一种公职，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会得到尊贵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在某种意义上讲，她们首先是一种礼仪和形象的存在，所以大部分第一夫人们总是让自己尽量切合传统角色，具有古代中国后妃的第一种政治职能的特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一夫人的角色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她们的活动以超出第一家庭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使得传统第一夫人的职责发生了很多变化。总之，随着第一夫人各种作用尤其政治作用的日益突出，人们对她们的关注程度在不断地提高。现代西方社会，各准第一夫人已从传统角色定位中抽身而出，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帮助丈夫参与竞选的得力助手，更成为执政时的合作伙伴和政治顾问。以美国为例，第一夫人制度由历史传统和习惯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在第一夫人之职的发展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她之前，第一夫人主要是担任白宫女主人的职责，而埃莉诺·罗斯福的活动涉及政治、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开创了许多先例，把历届第一夫人只是白宫女主人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使得美国第一夫人的职责发生了转变，为以后的第一夫人确立了在白宫内外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典范.
　　[23]她不仅在官方担任有职务，而且在总统政治活动中影响益重，作为准总统的竞选助手和发言人，为罗斯福竞选发挥了重要作用。埃莉诺是总统的政策顾问、政策执行人和政策评价人，尤其是“新政”时期制定的一些政策，受到埃莉诺的影响。同时埃莉诺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的倡导者，她参与民权运动，倡导维护人权。为后来第一夫人因重大问题、政策以及为赢得公众的支持而发起宣传活动，树立了良好典范.
　　今天美国的第一夫人在其政治职能和角色定位上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官方政治职位。当然，美国第一夫人并非国家公职人员，但其已经成为总统公开的政治伙伴，对总统及其政策施加或大或小的影响。而且，随着第一夫人在政坛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她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人物，第一夫人这一不成文制度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美国第一夫人的种种趣事逸闻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从现代第一夫人的政治使命上可以看出传统女性参与政治三种方式相混合的历史痕迹。既有身份上的象征意义，又在某些政治方针的实施上产生影响或直接参与其中.

　　五、结语范忠信教授认为中国后宫妃嫔是传统行政法治制度下的“女公务员”，其群体的政治属性具有强烈的行政法律文化意义。纵观中国二千年的后妃制度，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扑面而来，然而后宫女性的“公务员”身份在时代背景的转化下被赋予了强烈的现代色彩，第一夫人这一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历史传统和现代习惯形成，与时代紧密相连。可以说第一夫人制度的发展与
　　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密不可分。第一夫人作为当代女性的精英代表，她的政治作用、外交活动以及媒体和公众对她的态度，反映了妇女在当今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因此，研究第一夫人可以大大推动对妇女史和妇女运动的研究，对研究妇女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的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锦花．女性与政治权力[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5，（1）：39-47．
　　[2][19][20]刘筱红．后妃与政治[J]．江汉论坛，1995，（6）：37-45．
　　[3]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
　　[4]礼记·昏义．
　　[5][11]王云．明代女官制度探析[J]．齐鲁学刊，1997，（1）：101-102．
　　[6]西汉会要·内职．
　　[7]汉书·外戚传．
　　[8]南朝宋会要·帝系·内职篇．
　　[9]北史·后妃传．
　　[10]隋书·后妃传．
　　[12]东汉会要·帝系上．
　　[13]朱子彦．秦汉后宫制度述论[J]．学术月刊，2000，（6）：81-87．
　　[14]尚书·牧誓．
　　[15]后汉书·皇后纪．[16]旧唐书·长孙皇后传．
　　[17]明史·后妃传．
　　[18]欧召兰．我国古代的后妃群体[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8，（1）：112-113．
　　[21]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J]．武汉大学学报，2003，（1）：41-51．
　　[22]朱子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3]胡素萍．埃莉诺·罗斯福与美国第一夫人职责的转变[D]．浙江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