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起飞与政治文明建设：关于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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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不仅是一种数量的增长，更是一种结构性的突破，逐渐形成了需要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和把握的东西。本文在阐明对中国发展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理据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面临的政治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中国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进行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不仅是一种数量的增长，更是一种结构性的突破，逐渐形成了需要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和把握的东西。本文在阐明对中国发展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理据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面临的政治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中国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进行探讨，提出与中国发展的经济起飞相匹配的政治起飞模式和政治文明建设思路。

　　关键词：政治起飞；政治文明建设；天下政治；政治哲学

　　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全方位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轨道。这种发展不仅是一种数量的增长，更是一种结构性的突破，体现在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社会结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上。怎样观察和思考这种发展？中国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目标与方向何在？问题与症结有哪些?对治的思路与答案何在？对这些问题，人们会从不同的观察视点上给出自己的回答，但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历史与现实、中国和世界、逻辑与经验的坐标之中，关于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就会浮现和凸显出来，就会发现一个与经济起飞相伴随的政治起飞过程。基于这一认识，我想从政治起飞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对中国发展问题进行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以探明中国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一、政治哲学思考的主要理据

　　在进入主题讨论之前，应当对几个基本概念作出简要界定。

　　所谓“中国发展”，从时间角度看，广义上指中国5000年文明演进过程，狭义上指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内容角度看，广义上指中华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符号与观念文明的演进及人的发展状况，狭义上指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本文着重从狭义角度理解和使用“中国发展”一词。

　　所谓“政治”不仅仅与政府权力相关，它在内涵上严格地被界定为运用具有意志特征的权力，按照一定理念、规则定义、调节、分配权利、利益、价值的活动。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发号施令的机会、能力与可能性，二是指以压倒的优势确定集体行动的规则和制度，并使之得到实施的机会、能力和可能性。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及政府权力为地盘、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竞争过程，后者是以包括国家在内的组织为主体竞取制定和实施集体行动规则与制度的权力竞争过程。而所谓“政治文明”，是指特定国家或民族在有效地动员和运用权力以获得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思想、理论、制度、方式、智慧。

　　所谓“政治思考”，是指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理解、把握、看待问题的方式；而“政治哲学思考”是指从政治价值观与基本政治理念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政治关系、政治过程、政治条件、政治效应、政治力量、政治逻辑的方式。

　　在关于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种思考的必要性何在?其主要理据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发展作政治哲学思考是一个真问题吗？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真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真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主要基于三重理据，或者说这种思考有三重根。

　　世界现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被称为现代世界或当代世界，其现代性和当代性体现在诸多层面，但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和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发展是现代或当代的第一主题和首要取向，而发展的动力及机制就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问题。面对这一基本的重大问题，现代世界、尤其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问题的核心越来越聚集到政治问题，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的竞争，以政治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刨新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成为理论创新的核心主题，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战场。从这种意义上讲，肇始于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正逐渐走向政治回归，国际间经济竞争和国内社会生活正在为政治所浸润，并在政治的战场上展开，文化的发展也以意识形态的面貌而政治化，获得了政治的动力和基础。这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第一重根。

　　理论逻辑。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哲学的主干和根基，它与哲学的另一主干——人学相对应，共同构成哲学的核心内容。西方现代哲学直接缘起于政治，因此政治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最初形态，宗教改革运动与民族一国家的兴起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问题，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现代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博丹、霍布斯、洛克的哲学体系中。这一传统虽然为后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学所冲淡，但在以福科、罗尔斯、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当代思想家的努力下，政治哲学的传统得以复兴，现代哲学正在重返政治哲学的本根。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不仅体现在政治学领域，它使以自然科学为原型的政治学重新回到它的哲学本根，而且更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理论(如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制度经济学、知识社会学、制度法学、管理学、文化理论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所主导的当代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自然就顺理成章。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的第二重根。

　　中国传统。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哲学传统，因为作为中国哲学传统之源的《诗经》的主题大多是表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抒情诗，而不是像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荷马史诗》那样是叙事诗。众所周知，战争是叙事体文学之基本主题，但对中国抒情诗与战争的关系很少深究。其实《诗经》中有为数不少的诗都与战争和政治相关，虽然它对战争的总体态度是消极的抗拒而不是积极的支持和投入。以战争为背景的政治生活在《诗经》中却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甚至是《诗经》的重要主题。由于战争是极端的政治、也是真正的政治，因此中国哲学在源头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有所不同，政治化一直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传统。在这种哲学传统之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政治资源，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政治智慧，形成了直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政治优势，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的第三重根。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发展进行政治哲学的思考，而对中国发展进行政治哲学思考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中国发展与政治范式的转换

　　如果说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思考有充分的理据，那么，这一思考在逻辑上至少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中国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也就是中国应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二是实现或完成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什么；三是如何在更为可操作的层面上建构一种适应客观需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良性政治模式。对第一个问题，我想提出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从西方到中国的范式转换的思路；对第二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政治起飞的分析框架；对第三个问题，我想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就政治起飞的内容、途径与条件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中国政治的目标模式。中国政治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再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政治的角度看，其共同目标是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应当具有强大动员能力，应当体现独特的政治优势，应当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应当是蕴涵中华智慧的中国独创。从中国的政治现实来看，这一目标模式的建立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层面的范式转换，并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

　　从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模式。与传统社会相匹配的政治和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政治之间的差异是整体性的，体现在取向、动力、结构、途径、资源、规则、条件等各个层面。传统政治以礼仪的辉煌、文化的优越、天下太平为取向，而现代政治以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基本取向；传统政治的主要动力来自对环境变迁的被动适应，而现代政治的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主动变革；传统政治在结构上具有确定性、静态性、自足性，现代政治具有开放、动态、不确定的特征；传统政治运作往往在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中国的“公家人”与西方的“公民”)内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进行，而现代政治则在整个国家和国家体系范围内以较为透明的方式进行；传统政治的资源主要是权力，而现代政治的资源包括权力、规则(法律)、金钱等多方面，用英国思想家吉登斯的话来说，传统政治的资源主要是“权威性资源”，而现代政治除此之外还包括“配置性资源”；在传统政治中发生作用的规则往往是以道德、宗教、仪式等形式出现的“潜规则”，而现代政治则崇尚以法律和规章为特征的“明规则”，用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话来说就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传统政治的条件是相对封闭的文化圈，而现代政治的条件是充满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国家和国家体系。

　　从西方世界的情况看，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换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即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其主要动力和目标来自民族一国家的兴起和由此而来的民族一国家的“内部绥靖”以及国家间竞争优势(霸权)的争夺，二者又是一个二而一的变化过程。内部绥靖的主要方式是全社会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与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过程，往往表现为以暴力集中为前提、以权力运作效能化为目标、以管理科学化为基础的法治化过程，而霸权的争夺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绥靖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暴力的工业化实现战争的外部化。政治现代性的哲学特征就是政治理性的转变，即由建立在主一客体二元论基础上的客观理性向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主观合理性的转变，由具有礼仪特征的价值理性向以经济理性为基本特征的工具理性的转变，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由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的转变。自由主义是现代政治的主流，而英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主流中的主流。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不是现代“替代”或消灭传统，相反在政治中不仅仍然包含着传统的因素，而且以传统本身作为历史前提，差异仅在传统的“退居二线”，即退至现代的背景。

　　从现代到当代的范式转换。现代政治是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关联在一起的，它自产生时起就具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集中体现在它的工具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之中，并在其全球推进的过程中暴露无遗，成为引起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对此，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现代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并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政治逻辑，并提出现代政治终结的共产主义思路。在西方世界内部，在反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汇聚了终结现代政治的巨大潜流，包括渊源于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的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渊源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以及作为自由主义内部反动的社群主义运动。在这些终结和颠覆现代政治模式的努力中，政治获得了与英美自由主义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甚至悖反的含义，人们逐渐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人越来越普遍地被界定为“政治动物”，而政治学越来越被看成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特别是在列奥·斯特劳斯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科那里，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政治”定义被重新改写，战争在被看成是极端的政治(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说，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同时，也被看成了真正的政治(施米特和福科不约而同地提出“政治的战争的延续”)。在这种背景下，自由主义政治成为一种国内政治，关注的中心由政治转向治理，讨论的主题也逐渐由权(政权、权力、权术)转向能(权能与职能)和绩(效率和绩效)，从而使非政治化的取向得到充分的表现；而与战争和暴力越来越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政治，正在转变为一种国际政治，并以政治哲学的方式上升到一种基础性和本根性的政治，在施米特、斯特劳斯那里是严峻的敌人一朋友，而在更早的黑格尔和尼采那里是主一奴，并在现实的层面上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的真正基础。

　　从西方到中国的范式转换。西方的政治范式将政治问题国际化的取向，使政治过程主要在国家间展开，表明西方政治范式正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往前进，可能导致人类不可补赎的灾难，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起只是一种具有苗头性质的反应；往后退，可能是东方世界的兴起，首先是东方政治思想的兴起，其标志将是以和平为取向的“天下政治”范式的复兴。当然，这种机遇和可能性的实现，需要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传统政治智慧的发扬，并以这种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转变和当代创新为前提。就当代中国经验而言，需要创新和建构一种借用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解决现代政治所遭遇的革命问题(自由与秩序)、联合问题(竞争与合作)和战争问题(敌人与朋友)的政治机制和政治模式，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变迁路径上，就是由以发挥权能为目标的集权(新权威主义与效能政治)，到以发挥活力为目标的放权(民主化与动员政治)，再到致力于秩序与合作、收放有序的制度政治(政治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这种政治模式的创立，一方面有一个渐进的政治过程，另一方面需要实现一种真正的政治起飞。

　　三、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论述经济增长阶段的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论，他认为，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六个阶段，即在超越了长期停滞的传统社会后，经过起飞准备阶段，实现经济起飞，向成熟阶段或持续增长阶段推进，然后进入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经济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两次突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经济起飞，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追求生活质量。“经济起飞”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分水岭，因而是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

　　首次提出了“政治起飞”概念的是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科。他认为，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推动了西方的经济起飞，与之相应的“政治起飞”建立了新的权力形式，以取代“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从西方的情况看，政治起飞的直接动力是18世纪生产机构的膨胀和复杂化，人口的猛增和快速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政治起飞的基本思路是人员聚集的管理方法的革命，即规训权力的形成；政治起飞的后果是减少了人员密集造成的低效率，消除了各种“反权力”效应，增进了人群中每一个体的特殊功用和整体效率，使权力运作无形(即匿名)而有效。通过政治起飞，形成了全新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复杂群体的人员聚集问题。正是借助于政治起飞，现代社会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行使权力，同时使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既无失误又无间断)，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持续、强烈而久远的积极效应。用罗斯托的话来说，经济起飞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其核心问题是不发达的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使国民经济结构从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工业社会。

　　就此而言，政治起飞的实质，就是通过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有效资源的动员、聚集、增长、积累机制，包括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成熟、诚信的社会民主制度，合理的法律体系，整套的规范、纪律与管理制度，以诚信、求实、进取、诚信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一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凸显出来。其主要路径在两个层面展开：即国内政治的行政化和对外关系的政治化。所谓国内政治的行政化，就是要经过多层次、全方位的政治文明建设，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建立和创新竞争与合作的机制，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动员和全面整合，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推进社会的持续、协调、稳定、和谐地发展。所谓对外关系的政治化，就是要在认真研究和深刻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变动趋势与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展积极主动的和平外交，同时利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进国防和军事现代化，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因此，按照经济起飞的要求，中国政治的起飞将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条战线上进行。就国内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最大的政治，其基本目标是实现13亿人民的创造活力的深度激发和充分整合，其基本思路是以暴力后盾的政治的行政化，其基本方略是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基本任务是建立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政治运作模式，这是一种体现经济理性和社会公正的、高效率的政治运作模式。就国际而言，中国政治的起飞就是实施一种国家政治，在变动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利用外交和军事的力量，推进世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和轨道演化，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对中国而言，国际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台湾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和崛起问题(和平崛起问题)。

　　与西方政治模式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处于分裂状态不同，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治”模式，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统一的，即统一于万民同在共生的“天下”。“天下政治”虽然有华夷之别，虽有“中原”式自我中心主义，但它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太平为取向，以和为贵，而无西方政治传统的主人与奴隶、选民与弃民之辟分，因此是一种内外统一、华夷谐和的政治模式。这与罗尔斯式自由主义政治有着天壤之别。在罗尔斯那里，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种只对自由主义者有效的政治理论，不仅只适用于国内政治，而且只适用于国内自由主义者的范围。显然，罗尔斯自己也认识到其理论的局限性，因而在《正义论》之后，他出版了《政治自由主义》，回应西方世界内部的反自由主义，试图按自由主义的逻辑在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之间建立某种统一和平衡。但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只在西方国家内部有效，而对非西方世界并不适用，于是罗尔斯出版了他的《万民法》，将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推向全世界，试图为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具有典型性，它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表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逻辑包含两个层面：即显性的国内政治层面和隐性的国际政治层面，前者是通过自由民主实现对内整合，而后者则是通过建立在特权和选民意识基础上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对外奴役，实施对外的征服战争。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可以看出，西方政治是一种分裂政治，存在一个内部绥靖与对外征服的鸿沟。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过程中，在探索中国政治起飞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西方政治模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四、政治起飞的实现：政治文明建设

　　在全面回顾和总结现代社会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与经济起飞相适应和伴随的政治起飞有两种基本模式，即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起飞模式和以中国和东南亚为代表的起飞模式。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起飞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奴役和战争的外部化，这是一种内部绥靖和外部征服相互推进的政治起飞模式，后者的基本特征是从内部消除奴役和战争，这是一种内部发展和外部和平相互推进的政治起飞模式。在西方模式中，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内部整合的机制，只是一种典型的国内政治，当它在国际领域被应用时，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外交的一部分，用福科和斯特劳斯的话来说，是战争的延续。这种模式曾经是不少非西方国家的选择，但真正成功的范例不多，恐怕只有日本是例外。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仅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发展、共同繁荣和永久和平，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动荡、冲突、战争和危机的重要根源，因而不能成为人类的未来选择。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然后是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大国，开始探索和尝试另外的政治起飞模式，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探索尤其具有开创和典型的意义。这是由中国实现政治起飞的独特条件和优势决定的。首先，中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平台。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义和平等理念，这为我们动员社会力量、发挥集体优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其次，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传统，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资源，借助这种智慧和资源，中国在它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被证明是不可征服的国家，而且这种智慧和资源必将、也正在成为中国实现政治起飞、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问题只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价值天平和度量工具，重新掂量、开发和发掘这一资源，使其真正成为今天的财富；再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系统论的数量决定结构的原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机遇，为制度创新和政治起飞预设了巨大的运作空间。

　　但是，要将这些优势实现出来，要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强的意志，需要敢于探索、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与求真务实的态度，而且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上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需要通过艰苦卓绝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来实现。

　　第一。确立新型的政治价值观。在2004年3月20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专题讨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集体学习。对此，英国舒亚·库珀·拉莫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文章指出，涉及经济、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的“北京共识”已初步形成，它标志着中国模式的日趋成熟，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这种中国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大胆实验，创新和实验是中国模式的灵魂，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和完善管理来改善社会；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选择；三是循序渐进，积累能量。他认为，“北京共识”正在或已经取代人们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这种“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经过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信奉和实验，被证明是各种不稳定和失败的根源。这意味着当今世界追求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和价值观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的美国价值观。14而“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思想母乳正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它们本身是中国“软实力”的标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清醒头脑和清晰思路认识到提升建构新型中国价值观的软实力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了一整套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核心要义和基本取向就是阐扬一种和平崛起的新发展观。从政治哲学角度看，这种新发展观以和平为条件，是一种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以和平为取向，将传统政治智慧中的“和为贵”、“天下太平”作为基本取向；以和平为后果，使发展了的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和进一步发展的有力保障和坚强后盾。15

　　第二。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界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它，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就此而言，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制度协调和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其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切制度都具有政治性，因而不论什么制度，都应纳入一个政治建设的范围，需要进行专题对待和系统考虑。另一方面，制度的考虑由于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旨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因而制度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是促进“群体聪明”、造就智慧群体的根本途径。

　　从现代社会实现政治起飞的要求来看，常规制度建设应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一是国内的制度建设，就是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建立国民之间公平而有效地竞取稀缺资源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机制，实现国民的充分动员和深度整合；二是国际的制度建设，主要是通过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机制的建设，推进国际关系的机制化和常规化，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三，加强政治主体的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力、政治水平和政治智慧的培养和提升，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们可能还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重视。

　　从政治起飞的要求看，政治主体建设主要包含两个层次或方面：一是公民建设，就是通过公民政治意识、法治意识、政治能力、政治智慧的培养，激发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造就高素质、高水平、高智慧的现代公民，从而提高这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能力，降低政治运作的成本，提高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效率，推进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水平；二是政治家建设，就是通过建立健全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制度，通过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形成一种政治家不断成长和涌现的机制，提高政治家思考、应对和处理常规的与应急的、制度的与决断的、行政的与政治的、技术的与选择的政治能力，增强中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事业，要求中国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站在中国和世界的高度思考和应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能力和智慧，要求中国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一种体系性的战略思考力和战略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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